薩義德在其《知識分子論》一書中，明確指出：“真正的知識分子受到形而上熱情的感召，斥責暴力，批判不公，監督權威，保護弱小。”這是一羣真正的守望者，特定的歷史條件、時代環境需要他們步出人羣，勇敢堅強地扛起道義的大旗。這樣卓爾不羣之士，理應永存。
在這些守望者身上，人們看到的是一種對人類普遍真理的堅守。這些人沒有因為享有更高等的知識而洋洋得意，對大眾漠不關心，“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他們在用自身的學識感召時代、引領社會。當胡塞爾在為歐洲文化危機而四處演講時，當羅素也在為人類幸福反對製造原子彈時，人們很容易在他們身上看到一種高度的責任感和博大的悲憫意識。他們為時代尋找方向，為人類謀求出路，絕不辜負知識賦予他們的責任。
“絕不把團結置於批評之上。”美國作家薩義德如是説。高度自覺的批判意識，不從眾合流的獨立精神讓時代的守望者早已捨棄了小我。無論是尼采在德意志民族熱情最高漲時憂慮地提出戰爭的隱患還是梁漱溟因為文革問題與毛主席在大會上的據理力爭，都讓世人真切地體會到這些守望者身上的無畏與擔當。“他的筆受上帝指揮”，蘇聯主席這樣評價索爾仁尼琴。堅守、獨立、批判、非守望者為之，誰為之？
反觀當下，如巴赫金所説：“這是一個眾生喧譁的時代。”形形色色的言論，亦正亦邪的倡導，多元之下，無疑需要守望者挺身而出，喊出時代最強音。然而越來越多飽學之士卻在盡力逃避守望者的身份，説違心話，辦違心事。筆桿子上那股“形而上的熱情”又到何處去了？是消彌於生活中瑣碎的平庸還是社會上隱蔽的設定？抑或那浩然之氣已妥協於更多對現實的考慮？功利誠可貴，理想價更高。若一個時代的心靈蒙塵，眼光呆滯，民族的文化內核，國家的精神脊樑又靠何人去塑造、去擔當呢？莫忘守望。
馬丁？路德？金説：“歷史終將記住的不是壞人的喧囂，而是好人的沉默。”《中國青年報》的主編也在北大中文系的畢業典禮上激昂地提出：“這個社會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妥協，而是北大人的堅守。”作為擁有更高學識，擁有成為守望者稟賦的人，理應吶喊，必須振臂，讓世人看到人類道義的大旗在舞動，在飄搖，無論風雨。
讓守望者長存，不使寂靜籠罩於時代的每一個角落，使高尚的情操永駐偉大的內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