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19世紀最為權威、成功、受人尊敬的生物學家之一，一生都致力於生物進化的研究和發現。他提出的生物“進化論”學説摧毀了各種唯心的神造論以及物種不變論。除生物學以外，他的理論對人類學、心理學、哲學的發展都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恩格斯將達爾文最引以為傲的“進化論”（自然選擇學説）列為19世紀自然科學三大發現之一（其他兩個是細胞學説和能量守恆轉化定律），對人類有傑出的貢獻。但哪怕是這樣的一個傳奇而英雄的人物，他的探索和研究也直到他去世後的幾年才被人們所正式接受。這是為什麼？因為達爾文是那個時代的逆流。
任何一個奇蹟的來源總是平凡的。在達爾文生活的19世紀的英國，高層貴族的人們普遍認為，當一個律師、醫生或牧師才是一個貴族之人最應該去學習去幹的事情，但達爾文與其他同時代的“少爺”們不同，他對身邊的一切充滿好奇。
1831年，當達爾文畢業於劍橋大學之後，他的老師推薦他以博物學家的身份參加英國海軍“小獵犬號”，也就是“貝格爾號”環球旅行時。他遊歷了許多島嶼，並逐漸對生物感興趣。貝格爾號的環球旅行徹底改變了達爾文的生活。回國之後，達爾文一直忙於研究，立志作為一個促進“進化論”的嚴肅的科學家。1838年，他偶然讀到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在這本書中。，得到啟發，確定了一個很重要的想法：世界並非是在一週之內被創造出來的，而是在許許多多的變化中被創造出來的。達爾文從中領悟到了生存、鬥爭在生物生活中的重要意義，同時也意識到了自然條件就是生物進化中所必須有的。具體的自然條件不同，選擇者的不同，選擇的結果也就不同。
這不是開放的21世紀，而是19世紀，那個仍然教會當權、神學掌道的時代。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説的出現，徹底打亂了亞當、夏娃繁衍終生的故事，以及上帝創造人類的學説。所以，達爾文在還未完全寫出《物種起源》時，他的一些論文，學術報告也不斷地遭到駁回、批判，甚至被髮布到報紙上評為謬論。在這段時間裏，堅持達爾文刻苦工作下來的，除了家人與極少數學者，唯有對於自然、科學近乎狂妄的肯定與信任。事實總是垂青肯於創造新事物的人。堅持自己想法的達爾文，不顧他人的勸阻與詆譭，逆着時代的潮流，獨自行駛。1859年，《物種起源》一書問世，初版1250餘本不過一天即為告罄。
但儘管如此，仍然有許多鼓吹神力設計的理論家搬出各種虛幻莫測的東西來對抗達爾文明明證據確鑿的進化論，或許這些理論安撫了一些人的迷夢，卻改變不了時代的進程。在歷史上，《物種起源》的出版在歐洲乃至整個世界都引起轟動，它沉重的打擊封建統治的根基，從反動教會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他們羣起攻之，誣衊達爾文的學説與理論，比如“聖靈觸犯君權，神授天理”“有失人類的尊嚴”等。
達爾文的逆時代潮流而行，不僅在學術研究上，在信仰上也是這樣的。作為一名無神論者，達爾文一直渴望用科學以及自然的力量來推翻毫無根據的神學，所以在那個時代人人信基督教的時候，達爾文偏不信基督。乃至最後教堂捉弄他的父母、妻子甚至兒女來勸説他時，達爾文仍不為所動。
達爾文看似痛苦實則意義非凡的一生中，他的許多做法雖然看上去是與時代所背道而馳的，但是他的所做的一切、他的發現，卻推動了沉重的歷史車輪，緩緩前進；推動着人類文明，奮力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