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的起義，可以説是歷史的必然，而起義的失敗，則是一次偶然。假如我是洪秀全，起義也許就不會失敗。
當時的清政府，已經是沒落腐敗，民怨沸騰，起義是人心之所向，只是缺乏一個號召的人。所以説太平天國的起義是必然發生的。即使不是“天國”，也會有“地國”等起義。可是，就是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戰鬥了十四年，勢力擴展到十七省，卻敗在了即將走向滅亡的清王朝面前，這對於深信歷史總是在不斷前進着的人們來説，無疑是一次莫大的嘲諷。如果我是太平天國的引導者，假如我是洪秀全，我一定不會讓它重蹈覆轍。
首先，我不會陷入狂想的一知半解的拜上帝教中。“拜上帝教”是洪秀全拉攏農民和羣眾的一種形式，可以説這才是吸引人民起義的主要因素。它是太平天國從西方基督教搬來了一些基本理論，並將其神聖化，另一方面則力圖使這些理論服從自己的政治、思想的需要，不惜對其刪改。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看，這種刪改的根本標準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它本質上其實是太平天國進行改朝換代的工具。可是當定都天京（南京）後，伴隨着小農意識的蔓延，從西方生吞活剝而來的宗教理想也隨之褪色，而代之以濃郁的封建觀念。諸王都湧起“王者”意念，他們的妻子也有專門的封號，在君權神授的同時，三綱五常又回到了天國之中，在“上帝”的旗幟下建立起來的人間天國，終於又變成了新的等級森嚴的封建王朝。忠誠的信仰為對信仰的懷疑所代替，洪秀全始終迷信上帝教，而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終歸在狂想的天國中歸為想象。所以，假如我是洪秀全，我一定會切實一些，真正為百姓、農民做實事，這樣才能真正攏住民心。
其次，我不會迷思於烏托邦式的大同革命。天國的領袖們除了假託“上帝”的幻想之外，根本沒有找到真正的堅實的精神支撐和戰略謀劃，《天朝田畝制度》，陷入了小農的實際主義和空想的絕對平均主義，除了最初的感召力和煽動作用外，在現實的實踐中，沒有操作的可能和蓬勃的生命力。《資政新編》雖極富創意和新見，但因超越了當時社會的實際，卻不能得到太平天國“君臣”們的認同，更是沒有生存和發展的土壤。即便革命不成，建立不了“無人不飽暖”的“天朝”，那當一個改朝換代的工具——以此來給人民大眾帶來幾年的休養生息也好啊！可惜，烏托邦的夢想破滅帶來的往往都是變本加厲的狂飈亂舞——不是向着自己許諾的美好前行，而是向着相反的醜惡突進。農民作出了最大的犧牲把洪秀全捧上了天王的寶座，但是這位忘本的“天王”卻如此看不起農民。太平天國後期，在他自己“親政”的時候，鎮江地區出現了農民起義，駐防的太平軍毫不手軟地加以鎮壓。農民起義的隊伍又去鎮壓農民起義，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抱着大同革命的迷幻，卻行使比任何王朝和歷代統治者都更加嚴酷的政策，甚至更加荒唐，更加腐敗，這真讓我警醒。假如我是洪秀全，我一定會説到做到，而不會抱着虛幻的夢想，止步不前，甚至對百姓、農民做出有所傷害的事。
然後，我不會實行激進的反傳統的文化政策。太平天國的綱領，政治上打擊一切“滿清妖孽”，經濟奉行大眾的平均主義，對於文化政策而言，更是激進，單一奉行粗淺的“上帝教”教義，不僅沒有施行中原文化本土論調來打擊滿清，相反卻對中華傳統大加撻伐。太平軍所到之處，孔孟書籍全部銷燬，若有教誦者，一律立斬。激進的文化政策不僅喪失了士人的投奔，而且激起了讀書人的反抗；更主要的，致使太平天國一直以來都缺少讀書人對革命特有的貢獻——缺少讀書人的反省意識和淨化功能。因為缺乏反省和淨化，太平天國到最後有的只是小農意識下的縱慾狂歡，有的只是皇朝夢想中的極盡揮奢，有的只是天朝上國中的愚昧欺騙，有的只是狂飈猛進的革命後期所深深陷入的信仰危機和尷尬處境。假如我是洪秀全，我會鼓勵大家參閲百家之書，完善上帝教，使得使人和讀書人能充分發揮作用。
最後，假如我是洪秀全，我不會是一個無遠慮，難把全局；拙調和，缺少領袖魅力；避現實，沉湎於虛幻世界；遠賢才，重猜忌；性格軟弱，裹足不前；圖奢華，缺乏進取心的領導者，我會句句話落到實處，真正給人民一個良好環境，賓引導人們為自己的新生活開闢一個更美好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