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習近平最近又用了哪些古典名句
(一)“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
【出處】“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中國和澳大利亞雖然遠隔重洋，但歷史和現實的紐帶將我們緊緊連在一起。建交42年來，中澳關係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兩國成為好朋友和戰略伙伴，兩國人民從中受益良多。
—2014年11月14日習近平在澳大利亞《澳金融評論報》發表署名文章《開創中澳關係更加精彩新篇章》
【原典】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為近。—(晉)葛洪《抱朴子·博喻》
【釋義】志同道合的人，即使隔山隔水也不覺得遙遠;志趣相悖的人，即使近在眼前也不覺得親近。
(二)“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
【出處】“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中澳分別地處北半球和南半球，分屬東西方文化，兩國關係能達到今天的高度，最重要的經驗是雙方遵循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原則，以對話增進互信，以合作實現共贏，以交流築牢友誼。
—2014年11月14日習近平在澳大利亞《澳金融評論報》發表署名文章《開創中澳關係更加精彩新篇章》
【原典】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唐)魏徵《諫太宗十思疏》
【釋義】我聽説想要樹木生長一定要穩固它的根，想要泉水流得遠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想要國家安定一定要厚積道德仁義。
(三)“大海之闊，非一流之歸也。”
【出處】“大海之闊，非一流之歸也。”正是兩國人民源源不斷的相互理解和友誼，匯聚成了中澳友好關係之海。我深深感到，中澳關係發展在兩國都有深厚的民意基礎。—2014年11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澳大利亞聯邦議會發表題為《攜手追尋中澳發展夢想並肩實現地區繁榮穩定》的演講
【原典】臣聞大廈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闊，非一流之歸也。—(明)馮夢龍《東周列國志》第十六回“釋檻囚鮑叔薦仲戰長勺曹劌敗齊”
【釋義】高大的房屋建築的建成，不是靠一棵樹的木材原料就能做到的;大海之所以遼闊，不是靠一條河流的水注入進來就能形成遼闊態勢的。
(四)“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出處】中新關係具有開創性、示範性意義。中新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為兩國關係規劃了宏偉藍圖。中新兩國簽署一系列合作協議，充分展示了兩國務實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中國人説：“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毛利族諺語説：“你我籃子在一起，大家生活更美好。”讓我們攜手合作，譜寫中新關係發展新篇章，更好造福兩國人民。—2014年11月20日習近平同新西蘭總理約翰·基會舉行會談
【原典】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先秦)《周易繫辭上》
【釋義】二人齊心協力，凝聚的力量就像鋒利的刀能斬斷金屬;志趣相投，同心同德的人互相交流，就好比聞到蘭花的香氣。
(五)“以心相交者，成其久遠。”
【出處】我們要做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好兄弟。“以心相交者，成其久遠。”
中國一貫主張，國家無論大小、貧富、強弱，都是國際社會平等一員。中國同太平洋島國有着相似的歷史遭遇，有着深厚的傳統友誼，有着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理想。—2014年11月21日習近平在斐濟《斐濟時報》和《斐濟太陽報》發表署名文章《永遠做太平洋島國人民的真誠朋友》
【原典】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隋)王通《中説·禮樂篇》
【釋義】以權勢作標準交朋友的，權勢失去了，交情也便隨之斷絕;以利益作標準交朋友的，利益窮盡了，交情也隨之結束。
(六)“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出處】我們要做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好夥伴。“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當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人民正在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腳踏實地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島國人民也在努力振興民族經濟和推進區域合作。雙方完全能夠將彼此發展戰略對接起來，優勢互補，互利共贏。—2014年11月21日習近平在斐濟《斐濟時報》和《斐濟太陽報》發表署名文章《永遠做太平洋島國人民的真誠朋友》
【原典】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春秋)老子《道德經·第八十一章》
【釋義】聖人是不存佔有之心的，而是盡力照顧別人，他自己也更為充足;他盡力給予別人，自己反而更豐富。自然的規律是讓萬事萬物都得到好處，而不傷害它們。聖人的行為準則是，做什麼事都不跟別人爭奪。
2、李克強總理讚譽嚴復傳遞三大訊息
據日前的人民日報新媒體報道，正在福州考察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專程來到嚴復故居進行考察。據報道，工作人員説，《政治學》等經典名着都由嚴復首次翻譯引入國內。李克強補充道：還有《國富論》和《論法的精神》。他指着展櫃內的《天演論》説，嚴復的翻譯確實做到了信、達、雅，這本書我插隊時也讀過。
李克強讚譽嚴復：嚴復學貫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國人。他向國人翻譯介紹西學，啟蒙了幾代中國人，同時，又葆有一顆純正的“中國心”。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記住嚴復。
具體而言，李克強總理考察嚴復故居並讚譽嚴復，至少向外界傳遞出了三個方面的訊息。
其一，中國將堅定不移地推進開放偉業，在這個偉大進程中，“開民智”至關重要，人人“放眼看世界”至關重要。當今，我們有必要在開放先驅博大精神的輝映、感召下，強有力地推進開放進程。李克強總理讚譽嚴復，並不單純是對於歷史人物的臧否，其更代表了一種導向——當今，嚴復終生的秉守、追求，並未取得成功，當下的中國以及中國人，有必要繼承、完成嚴復未竟的事業，有必要人人成為“放眼看世界”的嚴復。
其二，中國將全方位地向世界敞開心胸，將成為現在和未來，世界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分子。中國的開放事業，歷經上個世紀最後20年的風風雨雨，以及新世紀迄今依然不平靜的歷程，紛爭、訟論依然未完全平息。中國走什麼路，依然嚴峻而現實。嚴復認為，即便堯、舜、孔子生在今天，他們也會向西方學習。要救中國，必須學西學和西洋“格致”：“蓋非西學，洋文無以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則僅得其皮毛。”“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止”。重要的在於：“體用一致”“本來一致”，要從政治制度上進行變革——“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和”。
以一顆“中國心”“放眼看世界”，不因循守舊、固步自封，不老子天下、自以為是，汲取人類一切精神養料，吸納世界所有文明成果，一如嚴復曾引赫胥黎所言：“讀書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為我簡編，各物為我文字者，斯真學耳”。這，或許就是李克強總理籲請所有中國“記住嚴復”的肇因。
其三，讚譽嚴復，是一種汲取、一種胸懷，更是一種自信——中國的反腐敗，目的還是為了開放，為了將中國引向現代文明國家。而，開放的成功，離不開反腐敗的成功。
從這個意義上説，李克強總理讚譽嚴復，着實是在為後反腐敗時代、後變革時代的中國計，是在為中國的未來計——在當下大力反腐敗的同時，不忘未來發展，籌謀未來發展，佈局未來發展，起步未來發展。
這，或許就是嚴復浮出當今現實水面的深層內涵。(祝振強)
3、公祭日：以國之名悼，以歷史之名緬懷
今天，是首個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今天，站在歷史的憑欄處，人們以某種肅穆儀式追憶逝者、緬懷英靈。悼以國之名，祭以民族之大義。
民族劫難，無法因時間消逝而抹去;歷史疤痕，也被許多人的記憶存檔。77年前，秦淮河畔、金陵城中，一場舉世震驚、慘絕人寰的屠殺，讓三十萬同胞慘遭屠戮，讓山河為之泣血。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最慘烈的悲劇之一，亦是中華民族永遠消不掉的傷痕。
77年過去了，時過境遷，可對那些死難同胞的悼念、追思，卻絲毫不能因時間河流的沖刷而淡去光色。與追悼逝者伴隨的，還有對這場屠殺關聯命題的思考，如民族復興、和平願景、人道尊嚴等等。而這些，都始於對歷史的銘記，正如某句名言所説的：誰忘記歷史，誰就會在靈魂上生病。也正基於此，讓銘記歷史找到一個可倚靠的欄杆，讓激越情緒得到一個集中迸發的出口，成了我們“以史為鏡”“汲取教訓”的方式，也是撫慰逝者的必由路徑。
如今，終於有了這樣一個標註着刻度的日子，能以警鐘鳴響，喚醒我們或已沉睡的民族歷史記憶，也在傳達歷史痛感中砥礪我們前行。隨着今年2月全國人大對公祭日的立法確認，13億人民終於得以在一個特殊的日子裏，用舉國同祭的莊嚴儀式寄託哀思，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共同祭奠中，我們可宣示正義的音量，也憑弔生命的凋零。
要知道，在歷史的宏大敍事背後，站立着的從來都是一個個真實的個體，他們的苦難指控着每一份指向無辜者的罪惡，也提示着戰爭的殘酷。我們無法輕易將其簡單化約為一個抽象的羣體，只能把他們經受的人道主義災難寫進史書。
公祭日是為“溯及過往”，更是為了提醒今人：勿忘歷史。一如紀念是為了更好地出發，銘記歷史是為了不重蹈覆轍。當然，這不是什麼歷史宿怨的低迴，也非民族主義的發酵，而是讓我們能穿透時空迷障，去打探到歷史的幽深之處，對災難進行記憶的温習，進而知恥而後勇，化痛感為前行的動力;究其旨意，也絕非培養什麼仇恨，將民族感情矮化為街頭泄憤，而恰恰是讓我們在是非之辨中，懂得守護和平。
誠然，我們無法穿越到歷史現場中去，去親歷、見證那些罄竹難書的惡，可擦拭掉記憶石碑上的塵埃，至少能讓歷史被看見。它有利於將罪惡的指證存照，據瞭解，隨着國家公祭日臨近，新徵集的7602件珍貴文物、《南京大屠殺辭典》等着作及大屠殺死難者姓名，都以較為豐富翔實的確鑿事實，向世界揭示了大屠殺的真相，也讓罔顧公義、企圖歪曲歷史的日本右翼分子的謊言不攻自破，讓為軍國主義招魂者無法諱認那一段歷史。
“當過去不再照亮未來，人心將在黑暗中徘徊”，撫今追昔，默哀致敬，就是為了照亮未來，讓未來不必罩上歷史悲劇的陰影，能在明亮的路途上走得更遠。
而今，我們集體為過往的逝者悼念、緬懷，在記憶苦難的儀式感召中記住那些傷痕，也在民族情感的共振中找到一種奮進推力，既不忘來時的路，更為找到通往未來的方向。
4、“亞洲版奧斯威辛”應被全世界記住
77年前南京那個最冷的冬天不僅應該被中國人銘記，更應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傷痛記憶。12月13日起，時為中國首都的這座城市陷落後的一個多月裏，侵華日軍血腥屠殺了30多萬無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強姦搶劫、焚燒破壞，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77年後，中國將首次以國家名義悼念那場災難中的死者，在13日舉行國家公祭。這意味着中國要進一步固化以南京大屠殺為代表的日本侵華罪行史實，並將其上升為全中國、乃至全人類的共同記憶。
由中國最高立法機關決定設立的這個公祭日，將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戰爭罪行，牢記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表明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扞衞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
77年後才來臨的以國之名的公祭，正是要與當前一些人的“歷史健忘症”針鋒相對作鬥爭，尤其是警示以安倍晉三為代表的日本右翼正視歷史，妥善處理現實問題。
南京大屠殺事件被稱為“亞洲版的奧斯威辛大屠殺”，是二戰期間侵華日軍諸多暴行中最集中、最典型的一例。南京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早已將日本軍國主義永遠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
但一段時期以來，日本右翼質疑南京大屠殺遇難者人數、抹黑倖存者，甚至將南京大屠殺誣為虛構，辯稱為是為鎮壓俘虜叛亂，試圖將真實的歷史記憶徹底抹去。他們還參拜供奉有侵略並屠殺中國人的日本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
他們甚至篡改歷史教科書，企圖將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從日本人特別是日本年輕人的記憶中抹去。不少日本人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殺，卻只記得日本是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認為二戰中日本是受害國而非加害國。否認南京大屠殺及其他戰爭殘暴行為，實際上成為日本右翼否認侵略歷史、進而挑戰戰後國際秩序的突破口。
中華民族在二戰中遭受了巨大傷痛，在國家層面集中祭奠死難者，這與中國的大國地位相符，也符合國際慣例。二戰後，美國、俄羅斯、波蘭等主要參戰國政府紛紛推出國家級哀悼日，以國家公祭形式祭奠遇難國民，加強民眾對國家遭受戰爭災難的歷史記憶。
令人遺憾的是，南京大屠殺的國際認知度比起二戰中的其他一些慘劇，要低得多，沒有獲得相應的歷史地位。
在西方，由於戰後美國對日態度的變化及東西方陣營的長期對峙，南京大屠殺歷史一直沒有引起國際社會足夠關注。今天，許多人不瞭解這場災難。
今天，歐美國家的一些人對中國在二戰中的歷史貢獻刻意漠視，在中日曆史和領土主權爭端中採取縱容日本一再破壞戰後秩序，這就是新的綏靖政策。這是遺忘歷史的表現。
忘記歷史意味着背叛，忘記歷史必將重蹈覆轍。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曾説，如果我們不向歷史學習，我們將被迫重演歷史。
因此，在明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前夕，中國舉行國家公祭，是對日本右翼的警示，更是要讓這段慘痛的歷史在全人類的記憶中紮根，防止歷史悲劇重演，從而維護世界和平。
隨着越來越多親歷與見證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衰老、離世，以國家公祭的方式撣去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上的灰塵也十分緊迫。
中國人認為，“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只有敬畏死者、追念先逝，社會之風俗道德才可以漸漸篤厚起來。在當今中國，舉行這樣規格的公祭，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倡的“愛國”等主張相契合，不單是對死難者的祭奠，更是對民族精神的一次喚醒，以增強民族凝聚力，推動“中國夢”的實現。
此間觀察家指出，中國強化民族記憶的目的不是為了渲染仇恨。正如已故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李秀英所説：“要記住歷史，不要記住仇恨。”
5、聚焦傳統文化引發熱烈反響
中央電視台2月27日在北京召開百集大型紀錄片《記住鄉愁》(第一季)研討會。
中國現有村莊約60萬個，其中古村落約有5000個，被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界定為傳統村落的有1561個。這些村落大多始建於明清時期，有的可以追溯到唐宋時期，部分村落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百集大型紀錄片《記住鄉愁》，從中選取100個以上的傳統村落進行拍攝，實地走訪，真實記錄，一集一村落、一村一傳奇，圍繞“忠孝勤儉廉，仁義禮智信”等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在傳統村落的千百年傳承，講述一個個生動感人的古今故事。
第一季60集節目於2015年1月1日起，在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CCTV—4)每晚20點黃金時間首播，目前已播出50多集。節目播出後引發海內外觀眾強烈共鳴。上海觀眾趙韜説，《記住鄉愁》以家族血緣為紐帶維繫社羣，立規範，建秩序，可供今天大都市中的社區借鑑。深圳觀眾郝麗萍説，《記住鄉愁》是對正在快速消失的中國鄉村及民俗文化史詩般的記錄，很有史料價值。南非觀眾陳一凡説，節目每集或以一個村莊，或以一個家族，上溯祖宗之德之源，平敍當世安詳和諧，深究根源，娓娓道來，展現了一種安詳、和諧、質樸、怡心怡性的鄉村生活。
與會專家學者對紀錄片《記住鄉愁》給予高度評價。古建築學界專家認為《記住鄉愁》是“立體的教科書，現成的博物館”;歷史學者認為《記住鄉愁》呈現了一幅生動的歷史畫卷;民俗學者從《記住鄉愁》節目中看到了一個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化石;社會學家認為，在傳統古村落中留下了許多社會治理、國家治理的寶貴智慧和經驗，對於當代社會來説同樣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6、鄒碧華留下的法治遺產
成熟的法治期待成熟的法律職業共同體，而成熟的法律職業共同體萌芽於對專業素養的深耕和對職業倫理的自覺
上週三，上海一位優秀的法官離開了我們，按中國人的傳統風俗來算，昨天已是他的“頭七”。7天以來，不分南北，無論上下，法官、律師、教授、學生……整個中國法律界都在惋惜他寫下《要件審判九步法》的深厚學養，回憶他維護律師職業尊嚴時發出的不懈呼聲，談論他殫精竭慮操刀上海法院司法體制改革中的忍辱負重。
如果諳熟中國法律職業發展的箇中曲折就自然心下明白，鄒碧華身後的哀榮不僅僅是業界向其本人的集體致敬，也是各種法治力量一次不同尋常的和解。儘管分享着共同的知識背景、共同的法治信仰，可這些年法庭之上法官與律師常常勢若水火，學院內外理論與實踐往往形同陌路，偏見與隔閡深埋在缺乏信任的互相鄙夷中，這種法律職業的四分五裂讓人痛心疾首。但是，鄒碧華的突然離世，卻像是觸動了聯繫着各種法治力量共同的神經，自發地融合成了不多見的同聲共鳴。
為什麼我們在鄒碧華身上求得了最大公約數？
成熟的法治期待成熟的法律職業共同體，但它從來不是脱胎自華麗空洞的概念，卻萌芽於對專業素養的深耕和對職業倫理的自覺。
多年來司法公信力不高，法律職業的社會形象常常被污名化，箇中緣由難以迴避法律職業共同體在職業化之路上的跌跌撞撞。職業化如若效果不彰，法律職業共同體內部的職業素養和職業倫理就參差不齊，結果將導致即使一批批法律人懷抱着法治理想進入這個行業，卻會面臨“播下龍種，收穫跳蚤”的命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推進法治專門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提高職業素養和專業水平。”在眾人眼中，鄒碧華的學識、胸懷、視野和對司法的熱情，吻合了人們對成熟法治裏一個職業法律人純粹品格的企盼，他們對鄒碧華的致敬也是對自己心中法治的重新確信。
而對於業界來説，這次共同體意識的意外動員，更要歸功於鄒碧華站在整體的高度與個別陳見拉開距離，由此彌合分歧、達成和解。他清醒地認識到各種法治力量都是為公眾輸送公平正義的平等一環，唯有珍視這種相生相存的價值紐帶，才凝聚起法律職業最大共識、重拾社會對司法權威應有尊重、贏得人民羣眾對法治未來的真誠信仰。正如他自己曾在一篇博文中寫道：“當法官做到這一點的時候，法庭內就會建立起一種信賴的氣氛。當這樣的法官多起來的時候，整個司法就會獲得受人尊崇的社會基礎。”
然而，鄒碧華的難能可貴，恰恰反襯出現實中這種職業品格其實並未普遍建立起來。因此，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當鄒碧華成為一座為整個法律職業共同體仰望的高峯時，他所留下的法治遺產，他在無數人心中種下的法治想象，卻讓我們無法僅僅滿足於停留在“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複查聶樹斌案：正義可以遲到但不能缺席
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發佈消息：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和有關法律規定的精神，決定將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的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姦婦女一案，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進行復查。這一天，最高法此舉無疑將重重地載入中國司法發展的史冊，也必然會在中國扞衞司法公正的進程中豎立起一座里程碑。
……
“每一個判例，都可能為公眾的法律信仰添加一塊基石;而每一次失誤，也都可能成為這一信仰崩塌的鏈條”，極為引人矚目的聶樹斌案，如果最終無法得到公正的審理，如果最終不能公佈一個符合程序正義的法律結果，中國的司法將無法托起全體公民的信賴。反過來，聶案進入異地複查階段，儘管這僅僅是一個開始，但已經激發了許多失望者的期盼。三年前，南都社論曾經將再審聶樹斌案，喻為中國司法面臨的自救之役;三年後，最高法指定異地複查，也許可以被看做是中國司法一種遲來的自救。
“正義從來不會缺席，它只會遲到”，但願這句出自法官休尼特的膾炙人口的名言，最終能在聶樹斌案上得到實現。
社科院學者：不應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
中國社科院學者房寧認為，不應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法治和人治的關係，好比汽車大還是司機大。人治就是一個經驗性的治理，法治就是一個規範性的治理。法治不是一個點，不是一個線，而是一個可能性的空間，那麼在這個空間中就是人治。
法治不是終點
……
在中國，和法治建設一樣熱鬧的是關於法治的思想論爭。這個論爭主要在“要不要法治”和“要什麼樣的法治”兩個層面上發生，但是在這兩個層面上都還有許多問題沒有達成共識，不論在官方還是在學界，或是在普通民眾的理解中，這兩個層面都還處於毛坯狀態。
我的上述分析角度，是受到康奈爾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於興中最近出版的《法治東西》一書所啟發。這本書提出了被很多人忽略的關於法治的第三個層面的問題—“除了法治我們還應該要什麼”。這本書有宏大的思想關懷，構建的是關於多維文明秩序的宏大理論，提出了一個超越法治的理想社會圖景。
為什麼除了法治我們還需要其他力量？於興中在書中寫道：“一個完全建立在智性和法律之上的法治社會只能造就一大堆現世主義的個人主義者，卻孕育不出秉性健全的人來。”
我在這裏只用於興中的理論來分析上述這件生活瑣事。當我們面臨一個問題時，我們訴諸的終極因素是什麼？除了計較功利得失的法治理性之外，還有講究個人德行、素養、友愛等修為的心性，還有注重虔誠、悲憫和寬容等屬於宗教領域的靈性。這些構成了每個人內心的秉性結構。我們在何時何地何事上願意訴諸哪一種秉性，這對每個人能夠獲得怎樣的人生意義至關重要。
因此，在很多問題上，我們面臨着“法治或其他”的選擇。按照我對《法治東西》的理解，只有在“人生必需”的意義上，我們才應該首先訴諸法治。這些必需包括構成人的生存和尊嚴的基本要素，在法律上往往表述為人的各種基本權利，但對於不構成人生必需或是人生必需中屬於無關緊要的內容，我們可以甚至應該從其他角度來考慮。
最後需要強調的一點是，當我在談“法治或其他”之時，這種選擇只限於普通個體。對公權力而言，除了選擇法治別無旁路，因為在不受法治約束的公權力之下，沒有人的“人生必需”是安全的。(葉竹盛)
7、貪官悔過書的功利性分析
“我頭上缺少黨紀國法這根高壓線，忘記了為人為官的底線，私念像精神鴉片，麻痺了我……”這是昨日媒體披露的南京原市長季建業的悔過書內容。落馬官員發表懺悔自白，季建業遠不是第一個。《法制晚報》記者從近年來的公開報道中發現，至少有53名落馬官員進行過公開懺悔。其中，近六成人回憶了自己的貪腐史，剖析個人貪腐原因。最常見的開頭是“我是農民的兒子。”有14人這樣表述。
每逢貪官落馬，在其受到黨紀國法的處理之外，還有道例牌菜，就是寫悔過書，或聲淚俱下地向司法機關和公眾表達懺悔之意。這些人搭乘人生“過山車”直達谷底，台上威風八面，台下淚眼婆娑，對比之大，也常是坊間熱議的話題。但俗話説“嘴是兩張皮，張口不費力”，有時見到其中某些人懺悔得信手拈來，就像在背台詞，我都分不清這究竟是他們掩藏已久的真心話，還是備好草稿的表演而已。
貪官之所以愛懺悔，與我們積累深厚的“懺悔文化”恐怕不無關係。很多人都有這樣一種經驗，從小做錯事怕家長打，怕老師罵，最好主動認錯，並積極表達悔恨。悔過不能光嚼舌頭，情緒的配合也很重要，因為一般來説，大人面對嚎啕大哭的孩子很難下得去手。如果你很冷靜，説明態度還不夠誠懇。而如果你捱了訓還要笑，就跟我小時候一樣，別説老爹不信你真的知道錯了，還會認為你完全是在挑釁。
當然，對於貪官來説，《刑法》並沒有把悔罪作為法定從輕處罰的情節，也就是説，你再痛徹心扉也未必能影響判決。但是，一個把自己擺得較低的姿態會影響社會評價，並有助於改善輿論環境。基於此，對於退無可退的落馬官員來説，他可能就有一種僥倖心理，如果我的卑微能讓辦案人員和外界有一絲惻隱之心，那就應該一試。你也看出來了，無論兒時認錯，還是落馬後悔過，本質上都是功利的。
從語詞的角度分析，懺悔者習慣以“我是農民的兒子”來起頭，也透出這種實用主義的心態。強調草根出身，表達的是奮鬥之不易，容易為人所同情。此外，正所謂“人之初性本善”，這話的意思還包括我雖有錯，本質上還是個好人—瞧，這還是在爭取寬大處理。還有一點，拿身份作託辭相比指責制度有漏洞也更為安全。懺悔套路如此相同，以至於觀者不能對悔過者的真心與否冀望太高，更別奢談警示作用。
有意思的是，貪官悔過書還經常被人搬出來，與其此前在台上説過的話作對比，有些就是主抓廉政教育的。我看這種對比倒是更有警示意義，應該多做，看哪些同志打自己臉最重，最不怕疼。
8、媒體評“史上最嚴”控煙條例：有屋頂就不能抽
被稱為“史上最嚴”的北京市控煙條例將於6月1日起正式實施。4月12日，記者在條例實施倒計時50天宣傳活動上了解到，屆時執法部門工作人員將走上街頭，開展控煙執法。
近年各地紛紛出台控煙條例或禁煙暫行規定，儘管配有罰則，但執行效果並不盡如人意，有的地方几年沒有處罰過一個人。原因很多，比如取證難，再比如執法主體不夠明確、人員緊張，甚至包括執法者怕麻煩等情況。此外，還屢屢出現拒絕受罰的情形，由於缺少專門控煙隊伍天天上街巡查，就算是抓到違規抽煙者，罰款執行起來也難。有業內人士感歎：“有的人吸煙了，等你人來，他煙頭已經掐滅了;還有的客人在抽煙，服務員説老闆不在，就是不給錢……”確有一些經營場所出於利益驅動，不願勸阻消費者吸煙。
此次，北京出台的控煙法規，被稱為“史上最嚴”，體現在“凡是有屋頂的地方都不能抽煙”，除公共場所、工作場所的室內區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內禁止吸煙之外，以未成年人為主要活動人羣的場所、對社會開放的文物保護單位、體育場、兒童醫院等場所的室外區域均為禁止吸煙區域。甚至被冠以“目前國內與世界衞生組織制定的《煙草控制框架公約》最為接軌的一部地方性法規”。但是，最嚴法規要落到實處，仍需要執法有力。
我國香港地區關於控煙的做法值得借鑑：一是處罰金額高。按照香港的《定額罰款(吸煙罪行)條例》，在指定為禁止吸煙區的區域內或在公共交通工具內吸煙，罰款1500港元。二是歡迎舉報。吸煙時間短，“難取證”的問題在全世界都存在，市民舉報就凸顯了作用，據報道，在2012年，香港的控煙督察共收到約1。8萬宗有關吸煙的投訴。所有違例吸煙投訴，控煙辦公室都會根據既定程序跟進，向投訴人瞭解詳情，例如違例吸煙的時間和地點，針對投訴內容還考慮日後於個別時段到有關地方進行突擊巡查。三是加強巡查。控煙督察的巡查時間除一般辦公時間外，也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晚間和凌晨時分。對於違例吸煙情況較為嚴重的公眾場所，控煙辦公室會重點打擊，作出更頻密的巡查。這些做法並不難參照，如果內地執法部門擇其優點，落地執行，勢必能發揮良效。
這些年，一些法律法規或公共政策出台，輿論總不忘冠以“史上最嚴”的前綴。評價法規、政策是不是“史上最嚴”，不能光看條款，而是更多體現在執行上。有了鋼牙利齒，會不會張嘴？張嘴了，會不會咬下去？如果“史上最嚴”的控煙法規執行到位，真正成為撒手鐗，無疑值得期待。
9、借餘秀華打造鄉土作家羣，靠譜嗎？
突如其來的成名，讓湖北農民女詩人餘秀華陷入從未遭遇過的一場喧譁。據《南方都市報》等媒體報道，這些天來各路人馬紛紛上門拜訪，媒體來了，出版商來了……當地有關部門也來了，並“試圖借餘秀華打造‘鄉土作家羣’的城市名片”。
這種情形讓人既感欣慰又擔憂。讓人欣慰的是，成名對餘秀華來講終歸是件好事，可看作是對她多年來在逆境中堅持寫作的一種嘉獎。這既可以給她帶來精神上的滿足，也可以帶來現實的一些好處。特別是對每月仍在領取60元低保救助金的她，成名可以給她帶來必要和實在的物質幫助。讓人擔憂的地方在於，熱議之下，不乏一些不友好乃至於羞辱性的聲音。雖然這可説是一個人成名的代價，畢竟餘秀華從未經歷過這種人生體驗，這種過度消費很可能給她帶來不小的困擾和傷害。
一個詩人，成名之後引來媒體和出版商競相拜訪，也在情理之中。但是當地有關部門“試圖借餘秀華打造‘鄉土作家羣’的城市名片”的舉動，多多少少有將餘秀華當作賺取政績的工具、“消費”餘秀華的嫌疑。且不論當地有關部門此舉的動機如何，單就此舉的可行性來講就大打折扣。文學藝術類名人或者名作，一般來講都極具個體特質，很少有什麼地域屬性。不能用一地“特產經濟”的思維來支持文學創作。借餘秀華打造“鄉土作家羣”，有違文學規律。
當然，當地有關部門上門慰問餘秀華，這原本不是壞事。就算這是馬後炮也好，搭便車也罷，總算是一種遲來的問候。當地若想借餘秀華打造“鄉土作家羣”的名片，也應把握一個原則，就是充分尊重餘秀華本人意願。凡事就怕做過了頭，如果純粹把餘秀華當作賺取政績的工具，而不考慮詩人的切身感受，那樣也是在消費餘秀華，並且可能對她造成新的傷害。
處於當下社會，信息傳播高度碎片化，新聞熱點一波接着一波。餘秀華被輿論推上風口浪尖，也可能轉瞬就被拋下新聞舞台，這可能是沒辦法的事情。但對她的善意和尊重，要從多關注她的作品，不過度消費她開始。
10、“布衣院士”的最大魅力是“反季節”
我讀了媒體關於中科院院士李小文逝世的消息和評論。對於這位特立獨行的“布衣院士”，媒體此前早有報道，我也曾經看過相關的報道，略有所知。不過對於這位院士具體是怎麼個特立獨行，還是直到今天才真正知曉。
身材瘦弱，一襲青衣、不修邊幅、光腳穿布鞋，手裏喜歡攥着一個上世紀80年代流行的半圓形黑包，估計包上還印着“上海”兩個字，看起來特別的“反季節”;另外一方面，他又是才高八斗，學術成就斐然，揚名海內外的大科學家。這樣一個“違和感”爆棚的人，怎麼能不讓人覺得特立獨行呢？
由於剛剛讀過一篇“金錢頌”，我特別關注了下李院士生前關於金錢的觀念。結果發現，這位“布衣院士”也太不給“上帝”面子了。他本是一個完全有能力説“有錢就任性”的人，但他卻對學生説金錢的本質是“非線性和非單調性”的，留點錢買酒就行。什麼意思呢？就是他願意把錢拿出來成立獎助學金，資助貧困的青年學生，自己卻穿布衣布鞋，一天到晚吃點米粥、鹹菜，在社會主義大繁榮大發展的時代，竟然被醫生診斷為營養不良！
如果不是大量媒體的報道，我還真不敢相信在一個幾乎全民金錢崇拜、物質狂歡的時代，還有此等奇人，我定會覺得，這是某些部門為了破除“歷史虛無主義”在塑造典型呢。我還記得此前有媒體報道過，説有某位佔據高位的“工程師”，為了參選院士，不惜拿出幾千萬來打點，並請來“槍手”閉門造車為自己趕製論文。相對於這樣的“聰明人”，李小文真是太“奇葩”了。
今天，會來事的“聰明人”是越來越多，實心人和性情中人卻越來越少。像李小文這樣的，必然會被很多人恥笑為傻氣、孩子氣、書卷氣，一些“理論功底深厚”的人還可能會勸人家要“成熟點”。現在中國人的“聰明”據説已經遠播海外，就連老外也會説“別跟我來中國人那一套”，言下之意是，別跟我耍鬼心眼。
不過在我看來，李小文最大的魅力可能也就在於他的“傻氣”、純真的“孩子氣”吧，而他之所以瞬間“爆紅”，也正是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缺的就是這個。
我並不反對“金錢頌”。我只是覺得我們已經處於一個銅臭味很濃的時代，實在沒有必要為金錢這玩意唱讚歌。我知道一個19世紀末的德國社會學家，名叫格奧爾格·齊美爾，寫過一本叫做《貨幣論》的社會學經典着作。這哥們所處的時代，也是資本主義追求金錢至上的時代，不過他的《貨幣論》通篇講的就一個意思：金錢是手段不是目的，別把它捧得比生命還重要。
我們今天需要的是什麼呢？絕對不是強調金錢的重要性，而恰恰是要認識到，這世界還有比金錢和物質更重要的東西。吳曉波的文章裏有一句話給我很深的印象，他説：“餓着肚子的思想家，最後只能思想自己的肚子。”但是，事情真的是這樣嗎？至少我從營養不良的李小文身上看到的，不是這樣。另外，如果説李小文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例，但你別忘記了我們還曾經走過一個餓着肚子也能思考“哥德巴赫猜想”的時代。
在過去，類似這樣餓着肚子搞思想的例子，還有很多，只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比較稀缺，以至於我們都不再相信這樣的事情了。抗戰爆發後的西南聯大，是再典型不過的例子。正是在那樣的一個環境，一個戰火紛飛、物資奇缺的時代，產生了無數可觀的學術成果：哲學家金嶽霖在那個時候寫出了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着作《論道》和《知識論》;人類學家陶雲逵則冒着戰火做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調查，創辦了“邊疆人文研究室”和《邊疆人文》雜誌;機械工程學家劉仙洲寫出了着名的《熱工學》……這樣的例子，可以在各種回憶錄裏找來很多，今天的人們可能聽了都有點覺得不大真實，可那就是確確實實發生過的。
曾經有人這樣評價數學家陳景潤：“在科學上是巨人，在生活中是孩子。”我覺得，這句話可能用在67歲便早早離世的李小文身上，也是合適的。在我們這個時代，保持一個純真的孩子般的心靈，比做一個世故圓滑成熟的人要難多了。真心敬佩李小文院士，老爺子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