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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國學:關於曹植的評價問題作文

國學文化 閲讀(3.16W)

在我國文學史上許多有爭議的人物中,曹植還不算是歧見最多的。不過在他的評價問題上,不同意見還是不少。這種分歧在古代即已存在,延續到現代又有所發展。本文只着重就發生在晚近的一場討論試作回顧和評述,並對討論中提出的一些問題表示筆者的一些意見。

三國國學:關於曹植的評價問題

這場討論發生在50年代。問題首先是由郭沫若先生《論曹植》(以下簡稱“郭文”)一文提出的。文章最初寫於1943年,1947年收入《歷史人物》一書中出版,解放後此書又於1952年改訂再版。郭文從批駁鍾嶸、王通、丁晏等人關於曹植的一些説法人手,對曹植的各個方面都提出了重新評價的主張。文章認為,曹植在前期(建安時期)與曹丕爭為太子中“用術”,“相欺以詐”,在後期受曹丕、曹叡的猜忌打擊,“委實也咎由自取”,而曹植“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識湊成了他”,他“好摹仿,好修飾,便開出了六朝駢儷文字的先河”;文章還就一些具體作品提出了看法,如認為《洛神賦》“感甄”,“我看應該也是情理中的事”,説《與楊德祖書》是“令人難以卒讀的自尊自大的文字”,是“標準的‘文人相輕”’等等。文章在全面貶低曹植的同時,又處處以曹丕作反襯,“曹丕恰恰和他成為一個極鮮明的對照”。

《歷史人物》再版後三年,有人出來着文商榷了,這就是刊載在《文史哲》1995年第6期上的賈斯榮先生的《關於(論曹植)》(以下簡稱“賈文”)。賈文對郭文所論及的一系列問題,幾乎都持相反意見,文章在列舉一些史料進行分析後認為,在建安時期丕、植兄弟太子之爭中,“曹丕是一個十分陰毒奸險的人”,曹植則是有着“浪漫不羈的天真性格的人”,“和他哥哥曹丕比較起來,他的行為卻是光明磊落得多的”,文章又説,“至於在文學方面的成就,和他的哥哥相比,則更不可同日而語了,數千年來已有定評”。文章從方法上批評了郭文,説郭文“抹煞了前人的一切意見,歪曲了許多事實。在他自己卻認為這是‘極盡平反’之能事,故意地要和前人來打一場糊塗官司,翻一翻舊案。……這樣的研究方法,是有些主觀片面的”。文章還表示不同意郭文對《洛神賦》、《與楊德祖書》、《七哀詩》等的解釋。

賈文發表一年多後,《歷史研究》1957年第2期上刊載了張德鈞先生《關於曹植的評價問題》(以下簡稱“張文”)一文。張文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為郭文辯護,而對賈文提出駁難。張文也對一些史料進行了分析,認為曹植在建安時期“與丁儀、丁翼、楊修等交構,謀奪王位繼承權,終因違法亂紀失寵,和玩弄詐術事敗,乃沒有奪去曹丕以兄長身份本來應作太子繼承王位的權利”。關於曹植後期的受迫害,張文則説“曹植最受折磨的日子,乃在曹叡當政時”,認為不少苛待曹植的事都“與曹丕無干”。關於曹植的文學成就,張文不同意賈文“在他(曹植)的作品裏就出現了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的説法,認為曹植許多作品“都還沒有出離曹植個人的利益得失的情況,要説已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恐怕結論下得早了一點”,與此相對,張文認為曹丕的作品“單從題目上看,就可發現有許多是批判地反映社會現實的”。對於曹植的一些作品如《七哀》詩等等,張文也作了與賈文相反而與郭文相同的解釋。張文最後又專節批評了賈文的“態度問題”。

到1959年,又有廖仲安先生《關於曹植的幾個問題》(以下簡稱“廖文”)一文發表(《文學遺產》增刊第七輯)。廖文在開始部分説“我在蒐集曹植的傳記材料閲讀曹植詩歌的過程中,越來越相信郭沫若先生的分析”。不過廖文並沒有直接介入郭文——賈文——張文的討論,廖文批評的對象,主要是1957年8月出版的由高教部審定的《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文章説《大綱》“在介紹曹植生平時,對他的前期生活只強調他‘生於亂,長於軍’,後期生活中則強調他‘遭受政治壓迫’。對他的詩歌的思想內容也突出強調其‘對統治者的憤恨和那種要求解放自由的精神’,‘反映出社會衰敗面貌和人民的痛苦生活’,‘流露出他的壯志熱情和關懷國家的思想’。我覺得這些提法帶有很大的片面性”。

在廖文以後,就再也沒有別的直接參與討論的文章發表。這次討論,文章雖然不多,但彼此觀點針鋒相對,分歧頗尖鋭,而四篇文章又都比較有影響,所以也可以説是解放後古典文學研究界的一次比較重要的討論。從基本觀點來説,郭、張、廖三文比較接近,它們都從不同於傳統觀點的角度提出問題,並對有關史實作出新的解釋,它們不為舊説所囿,敢於提出新見的精神,對於深入探討曹植這一重要作家的生活和創作,無疑具有良好的作用。而且就這幾篇文章本身來説,它們也各自包含着不少好的意見。如郭文説鍾嶸《詩品》把曹丕、曹操分別列入中、下品是“分明的不公”,對曹丕的詩歌創作成就及文學批評功績給予充分的肯定性評價,批判了王通、丁晏諸人的曹植“以天下讓”、“忠君愛國”等腐説,指出他們是“抑丕揚植”;廖文不同意某些論者把曹植的思想動機歸結為人道主義和愛國主義,對於曹植“詞采華茂”的詩歌藝術做了細緻的論述,分析其優缺點,等等,都是頗有啟發性的意見。不過需要指出,郭、張、廖三文在努力提出新説的同時,也不免暴露出了一些問題。總的來説就是:在有關曹植生活思想和創作的不少重大問題上,立論存在着偏頗,對某些重要的史料,解釋不夠確切。對此,賈文曾針對郭文提出了異議。不過賈文並沒有緊緊抓住關鍵的觀點和要害的材料來進行駁論,而是較多地在“方法”問題上做文章,因此不能使問題得到應有的澄清,相反地,還引出了張文反過來談賈文的“態度”問題,使討論在一定程度上離開了問題本身,給人以節外生枝的感覺。從那次討論以來,二十多年過去了,但是,由郭文等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卻仍然存在,成為今天深入研究曹植工作中有待於解決的疑點,所以,把曹植的評價問題再一次提出來加以探討,我覺得還是有意義的。以下把問題歸納為三個大的部分來分別加以陳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