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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事:李鴻章3000字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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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稱李中堂,亦稱李合肥,本名章銅,字漸甫或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諡文忠。

名人故事:李鴻章3000字

作為淮軍、北洋水師的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領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曾經代表清政府簽訂了《越南條約》《馬關條約》《中法簡明條約》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慈禧太后視其為“再造玄黃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與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並稱為“中興四大名臣”,與俾斯麥、格蘭特並稱為“十九世紀世界三大偉人”。

李鴻章生平

1823年(道光3年)正月初五日生於安徽省合肥縣東鄉磨店鄉。父親李文安,母親李氏,兄弟姐妹八人,李鴻章排行老二,譜名章銅。李鴻章六歲就進入家館棣華書屋學習。他少年聰慧,先後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史,打下紮實的學問功底。1840年,中秀才入學。

1843年,李鴻章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時任京官的父親望子成龍,函催鴻章入北京,準備來年順天府的鄉試。鴻章謹遵父命,毅然北上,並作《入都》詩10首,以抒發胸懷,為世所傳誦。有“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一句。他以詩言志,有“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之宏願。

入京後,他在時任刑部郎中的父親引領下,遍訪呂賢基、王茂蔭、趙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們的器重和賞識;同時,由於科場順利,使他得以有廣泛的交遊和開闊的眼界,當時與他同榜的甲辰(舉人)、丁未(進士)兩科中,人才濟濟,不少人日後膺任樞臣疆寄,李鴻章與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關係。1844年(道光24年)應順天府鄉試,考中84名舉人,住京曾國藩宅邸受曾補習教導,同年與周氏完婚。1845年(道光25年)入京會試,以年家子身份受業曾國藩門下。

出身徽商又為蘇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為李鴻章太老師的翁心存(孫鏘鳴之師),在青年李鴻章任翰林院編修時,對其經世致用世界觀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啟迪;而以潘、翁為領袖的蘇南豪紳,對李鴻章後來組建淮軍迅速崛起於江蘇,也予以極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鴻章慶幸的是,他在初次會試落榜後的“乙丙之際”(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國藩門下,學習經世之學,奠定了一生事業和思想的基礎。

1847年(道光27年)中進士,列二甲第13名,朝考後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1850年(道光30年)翰林院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充武英殿編修。

湘軍幕僚

1853年(咸豐三年),從武漢順江東下的太平軍佔領安慶,殺死巡撫蔣文慶。咸豐帝詔諭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前往安徽,辦理團練防剿事宜。他隨同侍郎呂賢基回籍辦團練,5月首次與太平軍交戰於和州裕溪口。

1856年(咸豐6年)9月,隨同福濟等先後攻克巢縣、和州等地,後敍功賞加按察使銜。1858年(咸豐8年)12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國藩幕府,負責起草文書。他生活散漫,晚睡懶起,曾國藩教訓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言訖拂袖而去,李鴻章“為之悚然”。

其後安徽巡撫翁同書(同治帝、光緒帝之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採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並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但李鴻章也因此與翁同龢結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後翁同龢處處刁難北洋水師,乃至甲午一戰,一敗塗地。1860年(咸豐十年),李鴻章統帶淮揚水師。湘軍佔領安慶後,被曾國藩奏薦“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帶募勇。

組建淮軍

1862年(同治元年),編成淮勇五營,李鴻章率13營淮軍抵達上海,自成一軍,稱為淮軍。3月經曾國藩推薦任江蘇巡撫,12月改為實授。

李鴻章受任之初,形勢極為嚴峻。當時上海是全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華洋雜處,是江南財富集中之地;淮軍抵達時,正值太平軍第二次大舉進攻,能否守住上海並徐圖發展,是擺在李鴻章面前的最大考驗。李鴻章牢記恩師的教誨“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而由上海官紳組建的“中外會防局”,一心指望外國僱傭軍抵禦太平軍,對洋人百般獻媚,他們和外國軍隊對淮軍不以為然,“皆笑指為丐”。面對這種情況,李鴻章激勵將士説“軍貴能戰,待吾破敵懾之”。不久,淮軍果然於當年下半年獨立進行了虹橋、北新涇和四江口三次惡戰,李鴻章親臨前線指揮,成功守住了上海,讓中外人士對淮軍刮目相看。在掌握地方實權後,他在江蘇大力擴軍,採用西方新式槍炮,儼然乃新式陸軍,使淮軍在2年內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李鴻章到上海後,同外國僱傭軍(後組建為常勝軍)進攻太平軍。

1862年(同治元年)11月18日,常熟太平軍守將駱國忠投降。李鴻章乘機率淮軍發起收復蘇、常的戰役。經過與前來平叛的太平軍反覆激戰,淮軍最終攻克常熟、太倉、崑山等地。在初步掃清蘇州外圍後,李鴻章制訂了三路進軍計劃,中路程學啟統率,由崑山直趨蘇州;北路李鶴章、劉銘傳從常熟進攻江陰、無錫;南路則下攻吳江、平望,切斷浙江太平軍增援的道路。

1863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設外國語言文學學館於上海,是其創辦洋務之始。1864年(同治3年)率領淮軍各部攻入常州,大肆殺戮太平軍。清廷賞騎都尉世職。1863年7月,程學啟部兵臨蘇州城下,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軍自天京往援,與北路淮軍大戰於無錫大橋角,太平軍失利。這時,蘇州太平軍守將納王郜永寬等發生動搖,與程學啟部祕密接洽獻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寬等殺死守城主將慕王譚紹光,開城投降。淮軍入城後,太平軍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願剃髮解除武裝,而是索要官銜及編制。為此,李鴻章採納程學啟的建議,誘殺了八降將,並遣散餘眾。蘇州殺降,儘管引起戈登的不滿,一度鬧得不可開交,但就李鴻章來説,畢竟消除了“變生肘腋”的隱患,正如其在稟母親的書信中所稱“此事雖太過不仁,然攸關大局,不得不為”。曾國藩接報後,讚賞李鴻章“殊為眼明手辣”。

當時,湘軍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屢次詔催李鴻章率淮軍前往會攻。李鴻章從自己與曾氏兄弟的關係考慮,染指金陵必會被認為搶功,而得罪曾氏。於是,他一面在蘇、常按兵不動,一面掉頭南下攻入浙江,結果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鴻章“越境掠功”,由此開始,二人做了一輩子對頭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鴻章聞知湘軍攻城地道將成,又因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劉士奇炮隊及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營會攻天京。十五日,曾國荃出示李鴻章發來的出兵諮札,激示眾將曰:“他人至矣,艱苦二年以與人耶?”,眾皆曰“願盡死力!”,第二天,湘軍終於攻克天京。事後,曾國藩曾執手向李鴻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賴子保全”。江蘇肅清,湘淮軍將帥均得加官進爵,李鴻章受封一等肅毅伯,賞戴雙眼翎。

1863年~1864年,李鴻章率淮軍攻陷蘇州、常州等地,和湘軍一起基本剿滅太平天國。接着李鴻章又鎮壓了捻軍,因功加封為協辦大學士,且保住了即將崩潰的清王朝,因此被譽為“中興名臣”。

捻軍覆滅後,清廷開復李鴻章迭次降革處分,並賞加太子太保銜,授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在湖廣總督任上,李鴻章一度奉命入川查辦四川總督吳棠被參案。他和吳棠是在皖辦團練時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對吳“聖眷頗隆”,因此曲意迴護,以查無實據結案。回武昌後,於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辦貴州軍務,鎮壓苗民起義。尚未成行,復以甘肅回民起義軍入陝,清廷因左宗棠遠在平涼不及兼顧,又改命援陝。但李鴻章實在不願與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後,因天津發生教案,列強軍艦麇集大沽口,奉密諭“酌帶各軍剋日起程赴近畿一帶相機駐紮”。匆匆趕赴直隸。

李鴻章利用上海富紳的銀兩引進洋人的機器設備,於1863年左右創辦了中國第二個近代軍工企業:上海洋槍三局(第一個是曾國藩1861年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算過一筆賬:一發英國的普通炮彈在市場上要賣到30兩銀子,1萬發銅帽子彈要賣到19兩銀子。

1865年4月24日,剿捻統帥僧格林沁全軍覆沒于山東菏澤。清廷即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北上督師剿捻,以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負責調兵、籌餉等後勤事宜。由於湘軍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國藩北上率領的多為淮軍。起初僅“銘”、“盛”、“鼎”、“樹”四軍共2.7萬人,另帶湘軍劉松山部約8千人。後又命李鴻章的六弟李昭慶招練馬隊2千人,並增調淮軍楊鼎勛、劉秉璋、劉士奇、吳毓芬、王永勝等部共2。7萬人,加上劉銘傳新募的新營,總兵力6萬餘人。然而歷時一年半,曾國藩督師無功,清廷不得不於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國一,改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接辦剿捻事務,令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

1867年(同治6年)授李鴻章為湖廣總督,仍在軍營督辦剿捻事宜。他在軍事上堅持上任曾國藩“以靜制動”的戰略方針,順利鎮壓剩餘捻軍。

1869年(同治8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撫,12月被任命赴貴州督辦苗亂軍務。1870年(同治9年)七月接替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後因成功調解天津教案,八月調任直隸總督,後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1871年(同治10年)七月與曾國藩會奏陳蘭彬選聰穎子弟赴美國留學。

洋務重臣

1865年,李鴻章在署理兩江總督任上,鑑於原設三局設備不全,在曾國藩支持下,收購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記鐵廠,與韓殿甲、丁日昌的兩局合併,擴建為江南製造局。與此同時,蘇州機器局亦隨李鴻章遷往南京,擴建為金陵機器局。同治九年,調任直隸總督,接管原由崇厚創辦的天津機器局,並擴大生產規模。於是,中國近代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中,李鴻章一人就創辦了三個,已如他自己所言“練兵以制器為先”。爾後,在引進西方設備進行近代化生產的實際操作中,他又進一步得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認識的深化。

19世紀70年代出任直隸總督後,責任愈巨,視野愈闊,綜觀世界各國的發展,李鴻章痛感中國之積弱不振,原因在於“患貧”,得出“富強相因”,“必先富而後能強”的認識,將洋務運動的重點轉向“求富”。

清朝中葉以後,由於京杭運河淤塞,朝廷南北貨物的調運部分改為海路。同治十一年底,李鴻章抓住時機,督辦創立了“輪船招商局”。這是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公司,也是中國近代最大的民用企業。它承攬了朝廷“官物”運輸一半的運量,而其隨後展開的客運業竟擠垮了英美合辦的旗昌公司。輪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為總辦,後以唐廷樞為總辦,徐潤、朱其昂、盛宣懷為會辦。由此奠定了“官督商辦”政策的基調。

其後,在整個七八十年代,李鴻章先後創辦了河北磁州煤鐵礦、江西興國煤礦、湖北廣濟煤礦、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山東嶧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上海華盛紡織總廠等一系列民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各行各業。在經營方針上,也逐漸由官督商辦轉向官商合辦,從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中國近代化開始的標誌

而當洋人要在中國開設電報業務的時候,清朝朝野上下無不驚慌失措,以為“電報之設,深入地下,橫衝直撞,四通八達,地脈既絕……”李鴻章也不允許洋人從香港鋪設來的海底電纜上岸。於是,時隔不久,由他支持鋪設的中國第一條電報電纜線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間開通了。李鴻章能夠完全不理會“地脈”,也能夠完全不理會洋人,因為他知道電報業藴藏着極高的軍事和民用價值。之後,由清朝國政府的銀子作為投資、以贏利為目的的電報公司成立。李鴻章稱此舉為“官督商辦”,因為在中國創辦擁有自主權的企業“事體重大,有裨國計民生,故需官為扶持並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由於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製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等。有曾國藩和李鴻章共同創造的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不但促進了沒落王朝的工業化,而且為在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穩定的資金。不過李鴻章始終沒有逃脱時代對思維的束縛,李鴻章所建企業皆為官督商辦體制,企業初建之時官府沒有實力獨立創辦,便與民資合作。待企業步入正軌,官府便想法設法排斥民資,形成官府獨霸企業。由於連年戰亂政府不斷從企業中抽離資金、強加宂員,長期的政策保護又使企業暮氣沉沉。這些重病纏身的企業隨着外國勢力的入侵和民族資本的崛起難逃悲劇命運。而李鴻章本人及其家族則是從洋務中大發橫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