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進步作家和世界聞名的反戰主義戰士羅曼·羅蘭這個名字就像一顆恆星，永久地閃耀着光芒。這位法國著名作家和音樂史專家，以他文學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描繪不同種類人物時具有的同情和對真理的熱愛而影響了世界文學史，在世界文學領域裏，羅曼·羅蘭佔據着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
羅曼·羅蘭1866年出生於法國中部的一個小城鎮克拉姆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功就是寫出了許多驚世之作，包括《約翰·克里斯朵夫》、《母與子》、《貝多芬傳》等，191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二十世紀初，羅蘭感於世風日趨頹靡，把變革現實的希望寄託於"英雄人物"的力量，先後寫了《貝多芬傳》、《米開朗基羅傳》、《托爾斯泰傳》、《甘地傳》等名人傳記，一般稱為“名人傳”。在這些傳記裏，作者極力頌揚他們敢於正視黑暗現實，鞭撻腐朽社會，渴望自由，主持正義的精神，讚美例似造福人類為已任，為堅持真理和信仰，追求“真正的藝術”而受苦受難的鋼鐵般的意志。但他過分誇大了個性的力量，也錯誤地把托爾斯泰的博愛主義和甘地的不抵抗主義看作挽救世道人心和救治社會的唯一良方。
《貝多芬傳》是羅曼·羅蘭的得意之作，在文學領域內一直被奉為經典，從首次出版到現在，其具有的獨特價值讓“人們似乎從中找到了新的支撐點”，因此被評為“人類有史以來的30本最佳書”之一。
《貝多芬傳》主要敍述了偉大音樂家貝多芬不平凡的一生，作者以高度的藝術概括和飽含激情的文字，向人們描繪着貝多芬的成才之路……
貝多芬是被全世界公認的最偉大的音樂家，他之所以擁有如此崇高的榮譽，關鍵在於他的作品以及他作品獨特的震撼力。
貝多芬自幼不幸，他的父親是一個殘暴的酒鬼，他剝奪了小貝多芬學習、休息和娛樂的時間，而只是一味地強迫幼小的兒子沒完沒了地練習鋼琴和小提琴，期望他將來成為自己的搖錢樹。
貝多芬度過了冷酷的童年生活。
1878年，貝多芬前往維也納拜訪他仰慕已久的偶像莫扎特為師。莫扎特聽了他的即興演奏之後感到十分驚奇，當場對他人説：請注意，這位少年將震動世界。可惜，在維也納學習的時光很快就中斷了，原因是他母親患重病，且很快地離開了人世。失去了心目中唯一的親人的貝多芬悲痛欲絕，過度悲痛使他接二連三地得了幾場大病，其中一次是出天花，永遠地毀了他的容貌。
法國大革命爆發後，革命的精神傳遍歐洲，也佔據了貝多芬的心。貝多芬親身經歷與耳儒目染的成長過程決定了他世界觀的形成。眾所周知，貝多芬不僅身材矮小，容貌醜陋，而且一直患有重病，後來發展到耳朵失聰。可是這位自尊心極強的音樂家仍然相信，“誰也無法戰勝我，我要死死握住命運的咽喉。”
在悲苦的日子裏，貝多芬從事於誰歌歡樂的事業，只有音樂才能使他戰勝自己的痛苦，將他從死亡的邊緣一次又一次地拽了回來。在貝多芬的創作生涯中，戰勝惡劣的命運，戰勝人類的平庸始終是他主題。
《第九交響曲》是貝多芬所有作品中最為深刻和雄偉的，也凝聚着音樂家畢生的心血。1924年的一天，《第九交響曲》在維也納首場公開演出，貝多並親自擔任指揮，這是他最後一次出現在廣大聽眾面前，演出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場面之熱烈，幾乎難以形容，演出結束時，由於耳聾，貝多芬聽不見雷鳴的掌聲，女歌唱家温葛爾含着熱淚跑上去握他的手，扶他轉過身來面對觀眾，使他看到熱烈的場面。據説在奧地利，即使皇帝出場，按習慣也只享有三次鼓掌利，而這一次，貝多芬卻獲得了五次鼓掌歡迎。這一次，是貝多芬一生中最幸福的頂點。因為他親自為人們返歌了歡樂，也為戰勝了人類的平庸邁出了一大步。
貝多芬與海頓、莫扎特生活在同一時代裏，然而他的音樂所達到的崇高境界卻使人感到好象生活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當然，他也是大量從前輩大師那裏汲取營養，經過消化、吸收與提高才取得了成就。他不僅集維也納古典音樂之大成，而且全面繼承和發展了自巴洛克時期以來的音樂精華，所以他成為了音樂中的普羅米修斯，成為世界公認的歐洲音樂史上登峯造極的人物。貝多芬的創作之路持續了35年之久，為了達到完美的境界，他進行了不斷的奮鬥。他在事業進入到最後階段時説到：“我感到好象只寫過幾首樂曲。”真正的藝術家一定是謙遜的。
貝多芬曾經為歌德著名的劇作《愛格蒙特》譜寫過舞蹈配樂，但貝多芬看不慣歌德在貴族面前卑躬屈膝的表現，儘管他依然對歌德充滿着崇敬之情。可是傲慢的歌德始終不能原諒貝多芬對他的當面批評，對貝多芬，歌德總是冷淡的，甚至是無情的。其中有一次，貝多芬晚年正好貧困交加之中，便寫信向歌德求救，望他促成魏瑪公爵預定他嘔心瀝血寫成的《莊嚴彌撒》以換取稿費，而得不到歌德的回答……
貝多芬是一個不幸的人，貧窮、殘廢、孤獨，世界不曾給他歡樂，他卻創造了歡樂給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難來鑄成歡樂，正如他那句誓言：
“由痛苦換來歡樂。”
羅蘭寫的貝多芬、米開朗基羅、托爾斯泰的傳記納入了一整套傳記的龐大計劃之中。這個計劃曾在《雙週刊》上宣佈過。羅蘭還打算為馬志尼、加里波第、席勒、法國革命的將領歐許、美國獨立戰爭中的活動家托馬斯·潘恩，以及十七世紀著名的法國軍事工程師瓦本寫傳記。他還準備用法文發表已在英國出版的《米勒》一書，但後來他改變了主意，因為（根據他信中的某些暗示）他對這一作品不十分滿意。是什麼東西引起羅蘭放棄撰寫他曾經許諾過的一整套傳記呢？一九三六年羅蘭在給美國文藝理論家羅·威爾遜的信中回答了這個問題。在研究偉人生活的時候，他逐漸證實了，他們並不總見也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值得仿效的，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有錯誤和弱點。
在從事《米開朗基羅傳》創作的時候，這 一點他看得特別清楚。而在研究席勒生平的時候，這一點就看得更為清楚了。（“真正的席勒，我是一點兒也不喜歡。他充滿着理想，因而掩蓋了他真正的性格，依我看，同歌德的性格相比，他的性格就缺少誠懇，缺少直率，缺少勇敢……”）羅蘭在從事他早已考慮好的其他一些傳記的創作過程中，也感受到了同樣的失望。此外還有另外方面的困難：歐許、瓦本、馬志尼的繼承人拒絕作家翻閲氏族世存文獻，而羅蘭力求達到正確可靠，要依靠真實的文獻資料。“要是他們在我從事《貝多芬傳》創作期間，允許我翻閲的話，那我就能滿懷熱情地撰寫完這三位活動家的傳記了。然而後來已經晚了。我對自己，猶如對一個歷史學家那樣，很快提出了嚴格的要求。所以，在《貝多芬傳》一書完成之後，克利斯朵夫和安及德·李維埃的故事就成了我的真正的《英雄傳記》。”
羅蘭創作的傳記，就寫作手法來説，有它非凡的獨到之處。這是什麼--是學術著作還是藝術作品？實際上，兩者都是。其中每一部作品，羅蘭都用了大量的、許多方面對於讀者説來是新的真實的資料，幾乎每一頁都有腳註和引文之類的詳細資料。在熱烈期望自己的作品能為現實生活服務的同時，羅蘭仍一絲不苟地遵循着歷史的真實。為了對抗所謂“羅馬化傳記”的作家們，羅蘭避免虛構甚至不允許有半點的虛構。在傳記小説中，藉助於虛構情節出現的那種直觀性，羅蘭完全是用另外取得的，即用他的主人公的原詩、同時代人的證明、時代文獻的充分利用而取得的。他需要這樣的文獻，並不是因為可以死搬教條、拘泥細節了，而恰恰是為了讓每一個偉大人物的肖像能以其整個的獨特的真實面貌出現在讀者面前。
對米開朗基羅的作品，羅蘭單獨進行了説明，以小型的專題學術著作的形式出版了一套通俗小叢書《藝術大師們》，而關於貝多芬的音樂，後來他寫了一部大部頭的學術著作，這花費了他一生中的最後二十年的時間。擺在我們面前的米勒和托爾斯泰這兩本書，裏面多半是些創作特寫。但不管怎樣，羅蘭把英雄主義內容，偉大人物的道德面貌處處都提到首位。這是否説，羅蘭在二十世紀企圖修復有關理想的英雄人物的古典概念呢？還是他迴避那些偉大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及其所處的現實環境，而去描寫他們的浪漫主義的特殊地位的榮耀呢？任何情況都不是！在從事“名人傳”創作中，羅蘭克服了曾經導致刻板的平鋪直敍和引起振奮假象的那些文學傳統，尤其是克服了認真地調和生活矛盾的做法。他還克服了要求把傑出人物同其餘的普通人物對立起來的一些文學傳統。對待古典作家的遺產，羅蘭是持批判態度的，主要因為他不能容忍同時代的那些“高乃依風格”的模仿者。同時， 在完全傾向於雨果的情況下羅蘭絕不希望在自己創作的傳記中恢復浪漫主義的手法，即把一些傑出人物和無可指摘的人物理想化的手法。
羅蘭認為偉大藝術家是"集體力量"的表達者，是羣眾、各民族和人類巨大激情的表達者，因為他覺得"集體力量"是一種自發的和完全不為理智所理解的東西天才藝術家的偉大，包括所有天才的偉大，按照羅蘭的看法，絕不在於他具有某種超人的、非凡的力量。恰恰相反，一個傑出的人；尤其是一個天才，要比普通人更緊密地同現實生活結合在一起，他了解生活的本質要比別人更深刻，他預感歷史大變動的臨近，要比別人早一些。
早在本世紀初，羅蘭已經接近於對傑出人物的作用的這樣一種理解，而且這種理解在他的傳記特寫中得到了體現。隨着他研究貝多芬和米開朗基羅生平的日益深入，尤其隨着他為還沒有寫的其他幾部傳記收集的材料日益增多，他越來越清楚地感到那些偉大人物的內心世界的複雜，而他原先是打算把這些人物當作意志堅定和性格剛強的榜樣來加以描寫的。這就妨礙了他把擬訂好的叢書計劃繼續下去，不過這並沒有動搖他對所選擇的題材進行處理的美學立場。偉大人物是有缺點的，他們在所走過的道路上也有過動搖和錯誤，然而他們的偉大正是在於他們有時善於--用痛苦的內心鬥爭作為代價--戰勝弱點和克服動搖。
羅蘭在《米開朗基羅傳》的序言中寫道：“我沒有給那些高不可攀的英雄們建立紀念碑。我憎恨理想主義，因為它膽怯地迴避生活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弱點。然而，太容易受一些花言巧語矇騙的人民應該牢記：有關英雄主義的一切謊言是由於膽怯而產生的！英雄主義就是看到世界的本來面貌，熱愛這個世界。”這一思想，在該書的結尾中又重複了一遍：“難道，我應該象其他許多那樣只去描寫英雄們的英雄主義，用一塊蓋布把他們跌入的整個痛苦深淵罩上，可是不能這樣做！真實高於一切！我不能用謊言去答應給自己朋友們幸福！我不惜一切代價非這樣做不可，我只能答應給他們真實，甚至用幸福作為代價答應給他們真實，給他們勇敢的真實，並用真實這把刀子去雕刻不朽的心靈。”這一肖像是本世紀初羅蘭在《貝多芬傳》中刻畫的。而且他還修改重審自己的這一早期作品，並持批判態度。一九三六年，他在着手他的鉅著的第三部《復活之歌》的創作的時候寫道：“我們研究貝多芬三十年了，在這期間，我們不僅更清楚地瞭解了貝多芬的生平，而且瞭解了一個人--人們--的生平……現在，為了一塊麪包，我們已經不能把貝多芬這一個人看成是想象中的英雄，看成是由不鏽鋼鑄成的具有倔強性格的英雄。他--就象所有的人，哪怕是英雄，一樣經歷過乏味生活，是某些身份不同的人和可以説地位不同的人之間的戰場。”生活的條件，壞境的壓力使人也決不可能擺脱內心鬥爭。“這使他的英雄主義具有更高的價值，因為眾所周知，他作出了多麼大的努力。”就是貝多芬也不能完全擺脱內心矛盾。儘管他的性格獨立不羈，但有時也會巴結強者。雖説他是一個不謀私利的人，但在就錢的事情同出版商和戲院經理的一些洽談中，他卻表現得極其固執而又堅決。儘管他滿懷共和主義激情，然而他仍為自己的貴族身份而感到十分自豪。所有這一切怎麼去解釋呢？羅蘭自己作了回答。“讓偉大藝術家力求成為代達羅斯，給自己插上翅膀，飛向……系在雙腳 上的秤砣卻把他留在大地上--這秤砣便是經濟上的奴役，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跌入人們共同的陷講。在那裏，他為了一塊麪包和可恨的貧困同別人進行了頑強的鬥爭。”
貝多芬許多個人弱點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這一點造成的。對他來説，有錢就意味着相對減少依賴，因此他為了一個銅板就能固執地討價還價。對他來説，貴族身份是一種避免受別人鄙視的工具，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這樣，因為那些不敬重貝多芬這個作曲家的人，卻很敬重貝多芬這個貴族身份，因而當有人對他貴族身份的真實性提出異議時，他就會大發雷霆。他的革命信念帝國警察局知道得十分清楚。這使他始終擔心會遭到迫害。因此，為了避免遭受迫害，他有時剋制住對巴結奉承的厭惡，在自己毫無天賦的學生和庇護者魯道夫大公面前説上許多恭維話。在敍述這一切的時候，羅蘭一味反覆地説："天才的這些錯誤和失敗不應該把我們的眼睛遮住，使我們看不到他的偉大。這僅僅是對時代作出的不可避免的讓步。確實，羅蘭在這裏指出的有關貝多芬個性的新觀點，同他《名人傳》原先的構思是不矛盾的，而只是對這一構思作了更明確的修改。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藝術家痛苦的深度，同時也看到了藝術家道德的偉大，因為藝術家善於不顧一切地保護自己內在的人的本質，從而保護了自己的創作天才，使其不受有害的影響。
我們不能不欽佩米開朗基羅：他創作了許多作品--儘管遇到了無數的障礙。在這些作品中體現了“一股象颶風一樣兇猛的強大生命力”。羅蘭英雄傳記的感染力並不在於肯定痛苦，而是在於克服痛苦，戰勝痛苦。這一勝利羅蘭本人並不是輕而易舉地取得的。後來他在《伴侶》集的引言中寫道："……在我的《米開朗基羅傳》的序言中，我不無痛苦地對基督教的悲觀主義表示了抗議，我十分清楚在自己身上和在別人身上的這種悲觀主義…… 因為它導致了對人類進步的否定，而反動勢力卻同它結成聯盟。誰同反動勢力作鬥爭，誰就應該同悲觀主義作鬥爭；我在自己心裏也在同它作鬥爭，所以這絕不是一件極其輕鬆的事！這一斗爭的痕跡在《名人傳》中是顯而易見的。羅蘭思想上的矛盾，與其説是表現在他把自己主人公遭受的痛苦放在首位，倒不如説是表現在他多處（特別在《米開朗基羅傳》中）抽象地、超歷史地論證了這一痛苦，並把它解釋成為是人所具有的，並且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非理性熱情的影響。可是在《名人傳》中，現實主義地、歷史主義地看待人這一點得到了更加令人信服的和更有力的肯定。在羅蘭創作的傳記中的每一個主人公，最終都是被作為自己民族、自己時代的產物加以描寫的。他們中每一位的痛苦經歷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偶然事件的影響和人類天性的內在氣質造成的，而是由社會的殘酷規律造成的。在這樣的社會裏，一個藝術家跟大多數人民一樣都是處於從屬地位，都是在被奴役的人之列的。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作為非正義的犧牲品，作為社會壓迫的對象的這種主題，經過羅蘭的許多藝術加工同樣也體現在他的英雄傳記中。
“我為教皇服務，不過是迫不得已的，”米開朗基羅説，“一個教皇死了，另一個教皇即位”。米開朗基羅，自由的米開朗基羅，一輩子只能一個軛換上另一個軛，重新更換主人。尤里烏斯二世，利奧十世，克雷芒七世，保羅三世，保羅四世--他們都先後支配過米開朗基羅的才華……最神聖的和最顯貴的主人們用各種古怪念頭作弄米開朗基羅，交給他一些不符合他心願的工作，強迫他去畫一些以前沒有完成的所有大型的新作；對他進行誹謗，在他的周圍搞陰謀，想方設法離間他和水平相當的畫家萊奧納多和拉斐爾的關係；用各種挑剔和威脅恐嚇去折磨他，處處替他設置障礙。他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承認：“他耗費了極大的精力、才華、欣悦的靈感，結果都徒勞無益！”折磨着他的精神悲劇的主要根源就在這一點上，而不是在人類自古以來的本性上！羅蘭還揭示了這一悲劇的另一個方面。在有關米開朗基羅一書中，表現出了作者高度自發的歷史主義。他看到了曾被文藝復興時期載入人類史冊的事物--獲得解放、令人歡欣鼓舞的事物；但他也看到了文藝復興時斯的內在矛盾。在某種程度上説，羅蘭同托馬斯·曼彼此呼應，羅蘭再現了那個歷史時斯的意大利的氣氛。他着重強調了人物的善良，描寫米開朗基羅的慈善活動，報道貝多芬令人感動地關心自己放蕩的侄兒（孤兒）--所有這一切今天看來都是天真幼稚的和多愁善感的。可是羅蘭認為仁愛是大藝術家不可缺少的品質--不僅在崇高的志向和感情方面，而且在平時的行為方面都是如此，在許多歐洲知識分子認為善於超過一般人，站在“善與惡的另一邊”是藝術家的高尚美德的時代，羅蘭援引了貝多芬的話：“我不知道其他更高的準繩，除了善良之外。”羅蘭選擇作為自己主人公的恰恰是這樣一些偉大人物，即羅蘭能夠通過頌揚他們的強有力的、充滿思想的、焦慮不安的和熱情洋溢的創作去對抗他在自己周圍看到的那種庸俗藝術的偉人。論貝多芬和米開朗基羅這兩本書的悲劇觀點的產生原因在某種程度上在於羅蘭想把這些身處逆境的天才同《廣場上的雜耍》中買賣興旺的商人、洋洋得意的手藝人和歐洲資產階級文壇和藝壇上的居心叵測、玩弄權術的人進行儘可能地鮮明的對比。在這一方面，《名人傳》同《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緊密聯繫就特別易於體會了。這種矛盾，尤其理解不了這些矛盾的社會基礎和歷史基礎。
《托爾斯泰傳》同樣是一部態度嚴肅的作品。這部作品是建立在對托爾斯泰的藝術創作、他的書信和同時代人的回憶文章的詳盡研究的基礎上的。在這一本書裏，正如在羅蘭其他的傳記作品裏一樣，傾注了巨大勞動，不僅是一個藝術家的勞動，而且是一個研究家的勞動。應該高度評價羅曼·羅蘭的洞察力。在這一本篇幅不大的書中，羅蘭擇取了真正本質的東西，向法國讀者提出了托爾斯泰創作個性中所有最重要的方面。若是指責羅蘭，説他在這裏非常客觀地、不加指摘地描繪了托爾斯泰的宗教觀點，不僅再現了他那些自我完善和"博愛"的號召，而且照搬了他對社會主義的抨擊，這都是有根據的。在這一時期，羅蘭對待"托爾斯泰主義者"的哲學，完全不可能持批判態度。他對托爾斯泰的優缺點作出正確的評價那是很晚以後的事，是在十月革命之後。但是，在自己的人物傳記中，羅蘭以一個藝術家的嗅覺明白了。並且力求指出，在托爾斯泰的思想意識中進行的內心鬥爭是多麼尖鋭，多麼痛苦；他還力求（其中包括在他對《復活》的分析評論中）指出那種勿抗惡學説對有才華的作家的創作技巧是多麼有害：“宗教結局從整本書中是得不出本質上的結論的。所以，我堅信，不管托爾斯泰怎樣自我表白，他在內心深處仍然無法使兩種對抗的因素妥協：藝術家的真理和宗教信仰者的真理。”藝術家的真理，即現實主義問題，在羅蘭的分析中佔據着中心位置。早在一九O一年，羅蘭就把托爾斯泰的“道德完善”同“象老年人那樣病態的”歐洲的虛假偽善進行了比較，並一再肯定俄國作家的作品“具有最大和最難得的優點--真實性。”托爾斯泰作品的這一性質，便是“無情的現實主義觀察”，在羅蘭的書中得到了深入細緻的研究。在這本書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評語，它能幫助人們去理解。對羅蘭來説，為什麼同十九世紀的法國小説大師相比，恰恰是托爾斯泰更能成為現實主義的導師。自然，無論是左拉、莫泊桑，還是福樓拜，他們都善於在自己的現實觀察中成為無情者，這一點羅蘭也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托爾斯泰的無情則是別一種類型。他反對社會的邪惡，同藝術家對人身上的道德、精神、創造力量的極大信任結合起來。與福樓拜不同的是，福樓拜“認為自己的力量在於不愛自己的主人公”，而托爾斯泰則“通過現實主義的力量……使自己在任何人身上都得到了體現”，正是由於他對人們的愛，“他深入到生活的各個角落”。羅蘭無論如何也不願意這樣説：彷彿托爾斯泰就是從寬恕一切的立場去看待他所否定的人物的。這一點在論揭露者托爾斯泰、論托爾斯泰的《反對社會偏見的鬥爭》這些隨筆中説得很有分量。但是。羅蘭堅信，托爾斯泰--遠遠勝過他那些同時代的法國現實主義者--的作品裏揭露和否定的感染力是同對正面人物的優秀品質的探索聯繫在一起的。托爾斯泰的這些探索不管多麼天真純樸，然而重要的是，他作這一個藝術家，甚至作為一個政論家，並沒有侷限於“純粹的”否定。托爾斯泰的批評始終具有創造性價值。他竭力重新建造。在托爾斯泰的現實主義中，羅蘭不僅高度評價了他的社會洞察力，而且還高度評價了他對待人的人道主義的感人態度，而這正是他那創新的心理描寫手法的基礎。在《托爾斯泰傳》中，羅蘭並不打算去弄清楚一些歷史原因，即俄國的現實主義，特別是托爾斯泰的現實主義之所以產生巨大力量和獲得世界意義的歷史原因。俄國文學同人民及其解放運動的緊密聯繫，文藝作品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俄國社會生活中的特殊作用--所有這一切當時羅蘭還不是很清楚的。但是在他的書裏出現了一些正確的推測：人民反對壓迫者的怒潮日益高漲，這對托爾斯泰產生了影響，養成了他對社會的批判態度，特別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時期。……隨着新世紀的開始，革命風雲四起，開始出現在知識分子中間的風潮，在人民中間擴展開來，同時紛擾不安地煽惑着成千上萬備受壓迫的人。這支令人望而生畏的貧苦大軍的先驅者，托爾斯泰從自己的雅斯納亞·波良納的窗口裏是不可能看不到的；民眾的災難不斷，他們的風潮日益高漲，在這一局面的影響下，托爾斯泰違背了自己的學説，“同樣大聲疾呼向劊子手們復仇”，羅蘭目光敏税地指出了托爾斯泰人民性的另一個方面：一個藝術家對民間創作、豐富的民間語言和勞動農民思維方式的高度注意。“托爾斯泰這位大師不受文藝程式化的任何束縛，就該格外敏鋭地去領悟人民思想和語言的整個美妙之處。他習慣生活在遠離城市的地方，生活在農民中間，他掌握人民思維的特點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不僅僅托爾斯泰的語言和描寫手法應歸功於人民；他的許許多多的靈感也應歸功於人民。”在描寫托爾斯泰的許多法國文學家中間，象羅蘭那樣清楚地感覺到他的創作技巧的這一極其重要方面的大概一個也沒有。顯然，羅曼·羅蘭根據自己的一些創作上的探索，估價和領會了托爾斯泰人品的真正價值。從事《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創作，在內容豐富的長篇小説的新形式方面的探索都激勵着他努力去認識托爾斯泰的歷史性長篇小説的寫作技巧的意義。他既清楚地感覺到了《戰爭與和平》的藝術結構的創新，又感覺到了這一創新同俄國現實、同托爾斯泰的生活經驗的聯繫。“智者的天性愛好吸引了他，使他從描寫人物的個人命運的小説轉到廣大羣眾和千百萬人的意志在起作用的小説上來。托爾斯泰曾在塞瓦斯托波爾看到了各種悲慘事件，這些事件幫助他理解俄國民族的精神和長期以來的遭遇。羅蘭説，在《戰爭與和平》中，"我會感覺到歷史那有節奏的和可怕的步伐，在你的面前會出現一個整體，那裏一切東西都是相互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在小説原結尾中，“產生了生命的連續性和死而復活的永恆性的印象……未來的英雄，發生在他們之間的各種衝突都被預料到了，離開人世者的音容笑貌活在其接班人的心中”。托爾斯泰史詩性小説的這些與眾不同的特點，早在大學生年代就吸引了羅蘭，激勵他如果不去模仿，那就去競賽……《托爾斯泰傳》同羅曼·羅蘭的創作探索同樣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在《托爾斯泰傳》中，羅蘭闡明瞭俄國偉大藝術家的美學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