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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的歷史
我國北方的長城，開始於戰國秦、趙、燕三國。
長城的起點——老龍頭一、秦、趙、燕在北邊修築長城的原因
秦趙燕為何要在北邊修築長城，這要從戰國時期的形勢説起。戰國時期，是我國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時期。隨着各國之間政治、經濟關係的加強，諸夏文化與秦、楚、吳、越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統一的趨向日益強烈。當時進行封建改革的魏、趙、韓、楚、齊、秦、燕七國強盛之後，進行兼併戰爭，謀求以武力統一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這時，陝北、晉北、冀北和內蒙古草原上的諸少數民族也強大起來，不斷擄掠秦、趙、燕三國北部邊境。秦國之北，有義渠，又北為匈奴；趙國西北有林胡、樓煩，北有襜襤、匈奴；燕國北界東胡。這些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除義渠從事農業外，其他均以遊牧、狩獵為生。義渠是西北黃土高原上的強國，自春秋至戰國，與秦抗衡百餘年。匈奴、東胡等遊牧民族更是軍事素質高，作戰能力強。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人以遊牧、狩獵為生，牲畜以馬、牛、羊為最多，其次則為駱駝、驢、騾等。他們“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男子從小就學習騎射。“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因此，一到成年，“盡為甲騎”。戰國之際，匈奴已經進入奴隸社會，並且有了國家政權機構。國王稱為單于，其下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户，左、右骨都侯，除左、右賢王外，其餘大臣都是世襲。東胡、林胡、襜襤、婁煩與匈奴基本相同。
自戰國中期以來，他們不斷擄掠秦、趙、燕三國北部地區。由於他們善於騎射，長於野戰，採取突然襲擊，來去飄忽，難於捉摸，顯示出很強的戰鬥力。而秦、趙、燕在戰國中期的作戰部隊主要是步兵和戰車，穿着寬衣大袖的服裝，行動遲緩，日行30——50裏，自然不能阻止匈奴、東胡的襲擊和擄掠。這不僅使三國北部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而且大大影響了三國的統一事業。針對這種被動局面，三國便先後進行兵制改革和在北部修築長城。
秦國自商鞅開始變法，推行富國強兵。軍隊逐漸改變成步兵和騎兵，並以軍功論賞和升遷，因此軍隊的戰鬥力增強，所向無敵。惠文王六年（前332）和十年，先後大敗魏國，奪取魏西河郡（今陝西洛河流域）和上郡（今陝西東北部）地。為了防止匈奴人南掠，昭王下令於隴西、北地、上郡北部邊境修築長城，並派軍駐守。
趙國於武靈王十九年（前307）始改革兵制，實行胡服騎射。自此兵力遂強。二十年，武靈王西略林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降服，才班師而歸。二十六年（前300），破中山，攘地北至燕、代（今山西北部），又西北拓地至雲中、九原（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至烏加河地區）。於是，下令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今內蒙古大青山、烏拉特山）而西，直抵大河（今內蒙古烏加河），而置代郡、雁門、雲中郡，以防匈奴南下擄掠。為了專門經營西北，次年，他讓位於其子惠文王何，自號主父。惠文王二年（前297），主父出代，至西河（今山西、內蒙古間之黃河），破樓煩王而致其兵。
燕國是戰國七雄中最弱的一個國家，南臨強齊與新起的趙國，北逼於東胡。直到燕昭王即位（前311）以後，發憤圖強，招納各國賢能之士，實行改革，燕國才強盛起來。其時東胡強大，經常南掠燕國北部地區。燕君為了保持北部的安寧，被迫向東胡王媾和，而以大將為人質。昭王時，秦開質於東胡，他智勇雙全，東胡王甚信之，因此行動自由，得以瞭解東胡南部的山川險要、佈防情況與軍隊的活動規律。歸國之後，即率大軍襲擊東胡，大破之，東胡卻地千餘里。又“度遼東而攻朝鮮”拓地至浿水（今朝鮮清川江）。於是，“燕亦築長城，自造陽（今河北康保縣與內蒙古太僕寺旗）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綜上所述，戰國時期，秦、趙、燕之所以在北邊修築長城，其目的是為了防禦匈奴、東胡的南掠。
長城是由城、堡發展而來。作為軍事上的防禦工程的城、堡，早在原始公社末期就開始了。由於它能起有效的防禦作用，進入階級社會以後，得到了普遍的發展。長城，最早出現於春秋，如楚國的方城（在今河南南陽地區）。到了戰國，魏西河郡有長城，趙漳水上有長城，中山國西部有長城，燕易水有長城，齊沿泰山山脈有長城。這些長城，在戰爭中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北方遊牧民族行動迅速的騎兵，行蹤莫測，諸國無論是步兵還是騎兵，都無法阻止他們襲擊和擄掠。只有修築長城，加上駐軍防守，才有可能阻止他們的南掠。只有在北方修築長城，才能抽調主要兵力，用於列國之間的兼併戰爭和保衞戰爭，才能完成統一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