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翁反覆強調的歷史觀：歷史並非英雄史，英雄絕不是時代的操縱者，而是順應時代的產物。所謂的勝利者，能夠看透時代的本質，懂得那潛在的“力量”，順勢而為。
戰爭是一個系統工程，它有着無法估量的複雜性。我們對於它的靜態瞭解遠遠不夠，況且它還是處於動態變化中的。在此情況下，科學理性的分析往往不能帶來預定的效果。
安德烈和比埃爾一樣，對現實生活很不滿意，一直在努力給自己的生活賦予一個理性的解釋，給生活賦予意義，使自己能坦然接受當下的生活。安德烈臨死前擁抱了上帝獲得解脱，比埃爾沉浸於日常生活的幸福，以政治改革為己任。最終並沒有找到那個“理性解釋”，但似乎已達到了自己想要的結果。
在尋求過程中，安德烈找到了“真”，即娜塔莎的純真，但這份純真卻給他帶來了新的傷害，間接將他領向死亡。而比埃爾首先找到了“善”，加入了教派，妄想通過“善”實現自己的價值，但依舊體會到的是和以前一樣的虛假。
安德烈臨死前意外地與阿納託利和娜塔莎重逢，這些曾經給他帶來傷害的人同樣正在面臨痛苦，面臨失去他們最珍視東西的痛苦，而此時的安德烈感受到的不是“恨”，相反卻是“愛”，是一種上帝的“博愛”，即對生活達成諒解，坦然接受生活“美”的一面。
比埃爾在失去一切以後遇到了普拉東，普拉東身上具有一種天真的樂觀，受其感染，比埃爾放棄了對理性思考的盲目追求，開始學會感受生活中的“美”。
回到平凡的日常生活，所做的這一切，自己的所有努力，對自己和生活有任何改變嗎？並沒有！最終只是與生活達成諒解而獲得內心的平靜，而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屈服？無論你的理想有多偉大，無論你對探索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最終還是迴歸到平凡的洪流，被大潮裹挾着消失在時代的潮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