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要用一個詞來形容蘇東坡，我想可能並沒有這樣一個詞語能夠完美詮釋。他喜於創作，敢於諫言，勇於效力，稜角分明而詼諧幽默，風流倜儻而用情專一。如果一定要用一個詞來形容蘇東坡，我想“真性情”一詞是蘇軾一生的關鍵。他的真性情使他對治理國家抱有滿腔的熱血與決心，因為真性情而與新黨毅然對立，與朋友直言不諱，被政敵抓住把柄;又因為真性情在之後的人生中結交了各路好友，笑談古今軼事，留下種種膾炙人口的佳話。
仕途風雲
由於蘇軾的才華橫溢，他在青年時期便鶴立雞羣，聲名鵲起。在他進京應試那年，他憑着《刑賞忠厚之至論》一文贏得榜眼。在那一年中，他先後獲得了歐陽修和宋仁宗的賞識，稱他具有宰相之才，可見對他的器重。但我認為蘇東坡對於政治的理想和抱負可能比宰相一職還要更甚。
在神宗時期，正值王安石得志之時，他的新法改革過於激進，不説為了國庫增收而加重的賦税使百姓紛紛逃亡異鄉，甚至連青苗法，這本是為改善民生而推出的政策，也成了很多地方官員用強制要求人民借款去討好王安石的工具。在司馬光、範鎮等人的影響下，蘇東坡也成了反對派的一員。在熙寧三年和次年的二月，他先後給神宗上奏兩次，其中《萬言書》最為著名。在這篇長文之中，他最後一次盡其所能懇求皇帝改變主意，他從真正的公眾意見出發，對皇帝闡述當下的局面所引發的後果。
從這篇文章，我們能看到他之所以一生留連官場，絕非為了功名，而是希望以己之力使皇帝認同自己的觀點，從而改變當時政治的面貌與風氣，真正做到“為民”而不是“為己”。為了在那個渾濁的朝廷刻出清流的影子，他不惜賭上自己的前程，甚至生命。
在另一段當權的日子，他根據神宗的遺詔，成了翰林，任知制誥。他極為誠心的為皇太后服務，經常一坐就是天黑。在之後擔任杭州知州期間，由於暴雨而產生的饑荒具有很大的隱患，他趕忙向皇太后彙報民間的實情，試圖解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林語堂形容蘇東坡為“單槍匹馬”，我認為再恰當不過。當時，政敵利用京都並未暴雨連連的因素，斥責蘇軾謊報災情，儘管質疑聲不斷，蘇東坡卻還是獨自一人奮戰。他不斷上書，請求撥款，購足糧食。可是，他卻嘗試未果，甚至被扣上了“災傷不實”的帽子，彈劾的表章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儘管如此，在之後的任職歲月中，他還是盡力闡明百姓所受的饑荒與災難，在一次次駁回中奮勇爭辯，從這當中，足以能證明他對改變新法的決心，對百姓的關心，以及在這趟渾水中直衝向前的恆心。
命運多舛
縱使蘇東坡曾任翰林這樣的三品高位，他一生坎坷多舛，失勢的日子遠多於得志的時光。可他的智慧遠超常人，又對朝廷一片忠心，而下場卻不盡人意，這究竟是為何呢?
是他為百姓做事不夠盡責嗎?不是的，他雖然官途浮沉，但不能否認，他自始至終都是一位好官員，他為百姓做的事例足以達到彪炳史冊的地步。尤其是在杭州的那段時間，他修建了中國最早的公立醫院，完善了杭州城的水運體系，整治了西湖，修建了三潭印月和蘇堤春曉的美景。正如他自己所認為的，他足以與白居易在任的那段時間媲美。
是他人脈不廣嗎?不是的，縱使他曾有兩段時間站在當權派的對立面，但他卻與歐陽修、文彥博、範鎮、司馬光這樣的大臣私交甚好，與範純仁、呂大防這樣常年身居高位的官員也有一定的交情，甚至還與晚年的王安石交情匪淺，這種説法顯然不通。
我想他之所以幾度流放，是因為他的個人氣質本就與當時官場的風氣不符，他十足的真性情。
這可以使他深受百姓的愛戴，也可以結交諸多真心朋友，但也因為他過於固執己見，過於追求完美，而造成他的官途不利。他橫衝直撞、善於爭辯的性格，而與政見不合的人針鋒相對，因此得罪了不少官員。他在皇帝面前過於直率，不會去討好，甚至在太后身邊獨受恩寵時，也沒有抓住升任宰相的機遇。當然，這只是一部分的因素，他之所以奔走官場，絕非為了功名利祿。林語堂對他任知制誥時的評價是“在皇太后對他的恩寵下，他若是一心想要成為宰相，早就如願以償了”。起到最本質作用的，應當是他的筆。
在他與朋友的通信間，隱約能感受到他對朝政的不滿，和對理想落空的感歎，在將他視為眼中釘的政敵面前，成為鐵板釘釘的彈劾證據。文中，林語堂如是寫道：“蘇東坡過去的生活中遇有邪惡，則“如蠅在食，吐之乃已”。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時，他就被人抓住了。”在種種因素疊加之下，他進入了官場失意的時期。但在這期間內，他並沒有像其他官員一樣一蹶不振，而是保持樂觀積極的心態，陶冶身心，修煉性情。生活將他拋入了蒼涼的境地，他卻為此而謳歌。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他貶往這三個地方時，都是他政治上最失敗，生活上最困苦的時期。他卻把平生功業都歸於這三地，體現了蘇軾豁達的人生態度，超然的人生境界，也是千百年來“蘇粉”不絕的原因之一。
文垂千古
蘇軾在烏台詩案後曾痛恨他的筆，蘇軾寫道“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可僅過幾天，就思如泉湧，下筆有神。如在有心人看來，可以説又犯了大不敬之罪。林語堂寫道：“寫完這首詩，蘇東坡擲筆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藥。’”這可能只是一時的氣話罷了。無可否認的是，筆是他一生中永恆的伴侶，無論是在身居高位時，還是在流放迫害中，都成為他的摯友，他的武器，或是説心靈的窗户。更甚的是，從今天看來，他最突出的幾首詩詞及文賦幾乎都非得意時所作。
林語堂在他外放杭州時寫道：“一個人在外省為官時，總比在京都為官時對國家的貢獻大。”東坡的詩文也是如此。在他早期外省為官時，就已然留下幾篇千古佳作。遠在杭州任通判期間遊賞西湖時，就寫下了彰顯西湖不朽美景的七言絕句《飲湖上初晴後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文中寫道：“公認為表現西湖最好的詩，就是蘇東坡寫西湖的這一首。”在密州任職期間，他留下的著作更為膾炙人口。他寫的詞可以是《江城子·密州出獵》中的“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這微醉之後馳騁獵場的豪邁情致，但更多的是極具美感又透着傷感的優美詞句。如“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中對逝世的妻子埋藏在心底的懷念，或是“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那在皓月當空中大醉淋漓，又抒發對子游的深深掛念。
這樣一位偉人的創作巔峯應是貶往黃州的那段歲月。當時他將悲涼的境遇化為心底深處的樂觀，二度創作並完善了宋詞，賦予其新的定義，他向世人説明，宋詞也可以富有豪邁情感，而不止是一味地追求憂傷的俗套。林語堂如是寫道：“蘇東坡不但成為有宋一代的大詞家，而宋詞之得以脱離柔靡傷感的濫調，要歸功於蘇東坡，至少他個人是做到了。”在謫居黃州的短短四年時間，他就留下了多篇名垂千古的絕作，在《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和《浣溪沙·遊蘄水清泉寺》中，他分別寫道“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和“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這兩首詞，皆表達了雖處逆境卻不畏挫折的曠遠胸懷和豁達樂觀的心態。《念奴嬌·赤壁懷古》中，“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表現出了蘇軾從略微沉鬱的悲傷中解脱，顯出脱離烏台詩案之後的消極，很快便豪邁如舊的情懷。而前後《赤壁賦》也從三國往事談起，進而暢談宇宙洪荒，彰顯出他在逆境中的超脱樂觀和隨遇而安的精神，以及被貶之後的釋然，笑談人生。
君子如蓮
林語堂在文中提起了這件事：“一天，蘇東坡在屋裏欣然捫腹而行。他問家中女人他那便便大腹之中何所有?侍妾朝雲説：‘你是一肚子不合時宜。’東坡大呼曰：‘對!’遂大笑。”蘇軾因為他的不合時宜，或是真性情，幾度遭遇流放。並且文章最後提到：“弟子問孔夫子：‘這些大賢人臨死之前，有無怨恨?’孔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我們不禁發問，蘇東坡會因為他的真性情而後悔嗎?我想正如孔夫子所説的話，答案是否定的，儘管無從得知蘇軾本人的真實想法，但這個事例應當是最好的解釋。在提出他的不合時宜之後，他“遂大笑”，這可能是一時的欣喜，但更多的是看待他這一生的淡然。
蘇軾總把自己比作陶潛，《蘇東坡傳》中多次強調，蘇東坡稱陶淵明為自己的前生，蘇東坡的仰慕者亦然。但在我看來，蘇東坡不同於陶淵明，他們雖然都清高淡雅，但陶淵明天性隱逸，蘇軾卻積極出仕，“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蘇東坡就是蘇東坡，在周敦頤的《愛蓮説》中可以看到他的心靈影子，世人喜牡丹，陶潛愛菊，而蘇軾則好比盛放的蓮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