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一部常讀常新的書。“儒林”表明小説是以封建社會知識分子，也就是傳統的“士人”這一羣體為主要描寫對象的;“外史”一語，則表明這部作品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史，而是摘伏發隱，透過生活細事揭示這一羣體真實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面貌。小説既痛徹地批判了為功名利祿所籠絡、自甘於精神墮落的士人羣體，同時又表達出對儒學理想的堅守，這一主旨，賦予了作品以深刻而豐富的文化意藴。
在《儒林外史》這本書中，作者入木三分地刻畫了一些備受科舉制度摧殘的讀書人和一大批不學無術、道德敗壞卻自命風雅、裝腔作勢的所謂名士，也滿懷熱情地描繪了一些潔身自愛、崇尚禮樂的真儒賢人。表達了作者對科舉制度的否定，對官僚集團的厭惡，對封建禮教的憎恨，對人民羣眾的同情。
科舉在明清的確危機四伏。名人為了參加科舉，中進士及第，不擇手段;而文人只有寫八股文這一條做官的途徑，把其他的處事準則看輕了。於是，有些人不滿於此規章制度，走出了這個名叫“科舉”的怪圈，湧現出了一批當時可能被眾人所誤解的名士。
就此而言，我為范進這位人物感到遺憾。他是一個熱衷科舉，深受封建教育毒害的下層知識分子。他將自己的青春年華全耗在科舉上，將中舉取得功名利祿當做唯一的奮鬥目標，幾十年屢試不第，也不願從事勞動養家餬口，其靈魂完全被科舉的鎖鏈縛住了。范進中了舉，雖然物質富有了，社會地位提高了，但其靈魂完全被科舉毒化了。
雖説書中描寫了很多類似范進這種封建人物，但毫無疑問，在儒林之中仍有一股清流存在。開篇王冕自不必説，杜少清也是作者着墨較多的人物。同時作者本人幾乎與杜少卿如出一轍。客居秦淮河畔，辭官不就。吳敬梓是在杜少卿身上寄予着自己的人生理想。把萬貫家財散盡，公民富貴不求，可這是鮮少人才能做到的。於是我想吳敬梓寫《儒林外史》並非全為了諷刺，也是實錄這儒林眾生相。“出生科舉世家，自幼博覽羣書，家道中落，數次科考，目睹官場鬥爭險惡，親歷家族爭產風波”，以這樣的人生經歷，假以十年的光陰，來完成這一部《儒林外史》。
書中所描述的林林總總的醜態也正説明了清朝黑暗統治下士大夫階層的墮落與無恥，政治的罪惡與社會的腐敗。幾百年後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細細品讀。時而為當時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歎息，時而又為貪官污吏的卑鄙醜陋而憤怒。吳敬梓以其幽默詼諧的語言，把封建社會科舉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畫的入木三分。難怪魯迅先生對其有“戚而能諧，婉而多諷”的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