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生在顯赫的名門貴族，一個走到中國現實主義詩歌頂峯的人，誰曾想過他的一生卻是流離失所，四處漂泊，貧困多病，客伴終生的。他優國優民而不優己，他悲憫百姓而無人悲己。一個影響着中國三千年文化的人，最終卻貧死客船。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號少陵野老，或許在自號時，他便已經明白自己一生老在四野。他青年時讀書與遊歷，天寶年間到長安，仕進無門，困頓了十年，才獲得右衞率府胄曹參軍的小職。安史之亂後，他流亡顛沛，竟為叛軍所俘；脱險後，授官左拾遺。爾後，棄官西行，定居成都，晚年因生活所迫舉家東遷，途中留滯夔州。出峽，漂泊於鄂、湘一帶，貧病而卒。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悲憫屬於時代的產物，魯迅説，杜甫不是古人，他生活在我們堆裏。悲憫屬於人類的激素，我們每個人在沒有被生活麻木時，都會萌生對人的悲憫，對“路有凍死骨”的悲憫，因為那凍死骨在活着時也曾悲憫過人類。
他過着“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時還悲憫着“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他在安史叛軍俘獲時還悲憫着“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他在自家“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睹我顏色同，痴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時還悲憫着“東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
三吏官吏黑三別百姓苦
杜甫的同情與悲憫，甚至幻想着為解救人民的苦難，甘願做自我犧牲。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着憂國憂民的主線，因而他有了“詩聖”與“詩史”的並稱。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三別（《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真實地描寫了的縣吏、老婦等人的思想、感情，生動地反映了安史之亂時的社會現實和廣大勞動人民深重的災難和痛苦，展示給人們一幕幕悽慘的人生悲劇。
杜甫過着乞討的生活嗎？
《浣花旅地誌》記曰：“杜甫寓蜀，每蠶熟，即與兒躬行而乞”，杜甫真的如記載中所説行過乞嗎？
我們從杜甫的人生經歷就可以看到，同時也可以從杜甫的詩中發現，杜甫行乞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杜甫被迫離開長安，流落到成都，一家人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裏，家裏就揭不開鍋了。杜甫這樣記載過：“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睹我顏色同，痴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杜甫礙於面子就給高適發出求援信：“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高適從百里之外背米來接濟他，鄰里又送他些小菜，使他免卻了無米之炊的困苦。實際上自離開長安，杜甫就有意無意地過起了到處乞討的日子。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大愛無疆，就如同求得這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的寒士，胸襟是用愛承載的，愛能像野馬一樣在奔馳般拓展着自己的心胸。一個人可以像杜甫一樣沒有家財萬貫，可以沒有日日的歡欣，但卻不能沒有了愛，只要心中久存着愛，就有信念，就是一種巨大的財富。愛可以修行一種心境，可以修行一顆善心，可以讓自己、讓別人都俱歡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