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意義的尋求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當這種需要找不到明確的指向時，人就會感到精神空虛，弗蘭克稱之為“存在的空虛”。這種情形普遍地存在於當今西方的“富裕社會”。當這種需要有明確的指向卻不可能實現時，人就會有受挫之感，弗蘭克稱之為“存在的挫折”。這種情形發生在人生的各種逆境或困境之中。
尋求生命的意義有各種途徑，歸結起來無非一是創造，以實現內在的精神能力和生命的價值；二是體驗，借愛情、友誼、沉思、對大自然和藝術的欣賞等美好經歷獲得心靈的愉悦。那麼，倘若一個人落入了某種不幸境遇，基本上失去了積極創造和正面體驗的可能，他的生命是否還有一種意義呢？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一般是靠希望活着的，即相信或至少説服自己相信厄運終將過去，然後又能過一種有意義的生活。然而，第一，人生中會有一種可以稱作絕境的境遇，所遭遇的苦難是致命的，或者是永久性的，人不復有未來，不復有希望。這正是弗蘭克曾經陷入的境遇，因為對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戰俘來説，煤氣室和焚屍爐幾乎是不可逃脱的結局。我們還可以舉出絕症患者，作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相關例子。如果苦難本身毫無價值，則一旦陷入此種境遇，我們就只好承認生活沒有任何意義了。第二，不論苦難是否是暫時的，如果把眼前的苦難生活僅僅當作一種虛幻不實的生活，就會如弗蘭克所説忽略了苦難本身提供的機會。他以獄中親歷指出，這種態度是使大多數俘虜喪失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他們正因此而放棄了內在的精神自由和真實自我，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徹底成為苦難環境的犧牲品。
所以，在創造和體驗之外，有必要為生命意義的尋求指出第三種途徑，即肯定苦難本身在人生中的意義。一切宗教都很重視苦難的價值，但認為這種價值僅在於引人出世，通過受苦，人得以救贖原罪，進入天國(基督教)，或看破紅塵，遁入空門(佛教)。與它們不同，弗蘭克的思路屬於古希臘以來的人文主義傳統，他是站在肯定人生的立場上來發現苦難的意義的他指出，即使處在最惡劣的境遇中，人仍然擁有一種不可剝奪的精神自由，即可以選擇承受苦難的方式。一個人不放棄他的這種“最後的內在自由”，以尊嚴的方式承受苦難，這種方式本身就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內在成就”，因為它顯示的不只是一種個人品質，而且是整個人性的高貴和尊嚴，證明了這種尊嚴比任何苦難更有力，是世間任何力量都不能將它剝奪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受難者如同偉大的創造者一樣受到世世代代的敬仰。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説出了這句耐人尋味的話：“我只擔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