閲讀完《杜甫傳》，讀者戲稱其又名《杜甫身心遊歷記》。因為依讀者拙見，《杜甫傳》是杜甫心靈由稚嫩到成熟，品性由高傲到沉穩的一本傳記。
幼年的杜甫可謂是衣食無憂，出身於官宦世家的杜甫由於深受洛陽文化的薰陶，在上樹折取梨棗的年齡已經由於他的詩文在洛陽顯頭露角了。洛陽名士如崔尚、魏啟心等見了杜甫的作品，都為之驚賞，説他的出現無異於班固、揚雄的再生。
杜甫在他從二十歲到二十九歲的十年內做過兩次長期的漫遊，漫遊的區域是吳越和齊趙。這兩次漫遊對於杜甫而言固然是重要的，兩次漫遊的經歷為其後成為詩作大家埋下幼芽。
在唐代的詩文小説裏我們常常讀到，一個讀書人在他青年時往往有一段或長或短的漫遊時期。他們離開狹窄的家鄉，看見異鄉的山水與新奇的事物，遇到些幸福的或不幸的遭逢，自己也會感到一種解放：他們開擴了眼界，增長了經驗，豐富了生活。如果是詩人，也會因此寫出視界較為廣遠的詩歌。杜甫在漫遊時寫過不少的詩，可惜沒有流傳下來，我們能夠讀到的只有兩三首。這兩三首詩比起他後來愛國家、愛人民的長篇鉅製，不過是小小的萌芽，裏邊包含的東西還很單純，但它已經能以預示從這萌芽裏會發展成一棵堅強的、健壯的樹木了。
在作者看來幼年直到青年甚至壯年杜甫是無憂的，是狂妄的，也是看不清現實的一名遊子。書中這樣寫道“青年杜甫所處的社會環境能夠使他有裘有馬，允許他用放蕩與清狂來鄙視人世的庸俗，可是卻沒有能夠使他放開眼睛直視現實的生活——只有由於現實生活的認識與體驗才能在一個詩人心裏燃燒起對於人民和國家的熱愛，這對於杜甫還要有所等待，等待到他喪失了裘馬，同時也放棄了放蕩與清狂的時候。”
待到杜甫真正開始正視現實之時已是年值二十又九。在作者看來，《望嶽》是杜甫值得一提的佳作，“大約在他二十八九歲時，他寫出來他的詩集裏最早的詩：《登兗州城樓》和《望嶽》。前者是一首普通的律詩;後者卻像我們在前邊所説的，是一個寶貴的萌芽，預示着將來偉大的發展。”“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則將杜甫心中的抱負與期望表露無遺。
滿懷抱負的杜甫在這時接觸到了一位不得不提起的詩人——李白。李白生於七〇一年，比杜甫大十一歲，他們在洛陽相遇，杜甫三十三歲，李白已經四十四了。這時杜甫的詩剛剛建立起自己的風格，而李白已經完成了不少的名篇。這兩個唐代最偉大的詩人的會合與此後結成的友情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佳話。
當時由於貴族的豪奢與商賈階層的形成，遊俠的風氣盛行一時，長安、洛陽以及許多通都大邑，都是俠客們馳騁的場所。遊俠生活就成為詩歌裏的一個新的主題。
於是杜甫與李白開始他們的遊俠之路，一同走訪仙人道士以後，後來成為文學史大家的二人就永久分手了。那海闊天空的李白在他的旅程中又遇見許多新的朋友，杜甫的名字再也不在他的詩裏出現;可是一往情深的杜甫，後來無論是在長安的書齋，或在秦州的客舍，或是在成都和夔州，都有思念李白的詩寫出來，而且思念的情緒一次比一次迫切，對於李白的詩的認識也逐漸加深：在長安時説“白也詩無敵”，在秦州時説李白“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在成都時説他“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再也不説他的詩只像陰鏗了。
杜甫在他三十五歲時也到了長安，但他的眼光並沒有侷限在這些耀人眼目的事物上;他一年年地住下去，在這些事物以外，還看到統治集團的腐化和人民的痛苦。不料在長安一住十年，他得到的並不是顯要的官職，而是對於現實的認識，由此他給唐代的詩歌開闢了一片新的國土。命運總是如此不可預測又令人惋惜。在狂妄的杜甫開始追求理想與抱負之時。盛唐開始由盛轉衰……
這時的政治正顯露出日趨腐化的徵象。李隆基作了三十多年的皇帝，眼看着海內昇平，社會富庶，覺得國內再也沒有什麼事值得憂慮，太平思想麻痺了他早年勵精圖治的精神。奸臣當道，開元時代遺留下來的一些比較正直的、耿介的、有才能的、或是荒誕的、狷潔的人士，幾乎沒有一個人不遭受他的暗算與陷害。
屋漏偏逢連夜雨。奸臣陰謀下的考試，無人能夠及第。偏在這時，杜甫的父親可能在奉天縣令的任上不久便死去了;他在長安一帶流浪，一天比一天窮困，為了維持生活，他不能不低聲下氣，充作幾個貴族府邸中的“賓客”。他四十歲後，不但窮，身體也漸漸衰弱了。杜甫並不如蘇東坡般樂觀，窮困潦倒之下所作的詩詞無一例外透露着悲涼。
使唐朝真正滑向低谷的安史之亂在這時發生了。安史之亂整整延續了七年零三個月。這變亂髮生在唐中葉，給唐代劃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由於連年的戰亂，生產力大大降低，而政府對於人民的剝削反倒有加無已，致使社會的貧困一天比一天加深。這一切都反映在杜甫的詩中，杜甫也在這些詩裏發揚了他愛祖國、愛人民的精神;此後唐代的詩歌便脱去了彩色斑斕的浪漫的衣裳，有一部分走上現實主義的樸質的道路。
國家的淪陷致使杜甫暫時忘卻自己的潦倒，同時也激發出杜甫的愛國之情隨後在杜甫的詩作中，愛國激昂悲憤的基調隨處可見。後來唐軍在香積寺北澧水的東岸打敗胡人，收復了長安，不久洛陽也跟着克復。肅宗在十月裏還京，杜甫也和他的家屬一起回到長安。
在讀者看來，杜甫固然是偉大的，在胡人的迫害下，在國家處於水深火熱之時，他不再創作滿是怨意的詩作，而是充滿愛國情懷地與敵人鬥爭。然而同樣生活的窮困潦倒，他卻格外令人感到心酸，許是他缺了點樂觀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