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心，1923年11月出生在河北省高陽縣一個愛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從小受父母愛國思想和優良品德的薰陶，七七事變前，齊心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學。1937年7月28日，北平淪陷，齊心暗暗發誓：立志抗日救國，堅決不當亡國奴。
8月，齊心隨姐姐齊雲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編入第十二批平津□學生疏散隊伍撤離北平。1939年3月18日，15歲的齊心在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從事抗日工作的姐姐齊雲的帶領下，到山西屯留縣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一分校女生隊學習，成為一位八路軍女戰士。1940年先後在抗大一分校留守處、抗大總校總務處、衞生處任文書工作。同年冬，抗大總校決定齊心等4位女同志赴延安學習，1941年2月到1942年進入延安大學中學部學習，1943年4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從“延大”中學部抽調一批骨幹力量派赴綏德師範、米脂中學，以學生身份做學生工作。齊心是選調生之一，並擔任選調學生黨支部書記和主要帶隊人。
富有情趣的是，齊心最初知道習仲勛，還是由牆上標語“牽線搭橋”的。齊心到達綏德的時間比習仲勛晚一個多月。她剛到綏德去地委轉黨組織關係時，便看見九貞觀牆上“歡迎習仲勛同志來綏德地委主持工作”的標語還未褪色。當時陝甘寧邊區正在開展防奸運動。不久，綏德師範接連發生了“貼黑頭帖子”（即匿名恐嚇信）和“打石頭”（教員楊典被石頭打傷）案件。這兩件事引起了地委的重視，遂決定以綏師為重點，開展防奸整風審幹運動，習仲勛也來校親自作動員報告，宣講黨的正確方針政策。一次在習仲勛作報告時，恰好齊心擔任會議記錄。因為座位離得很近，習仲勛看到齊心記錄認真，字也寫得好。此時，齊心年方19歲，舉止文雅，給習仲勛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正是在這次報告會上，齊心第一次見到了地委書記習仲勛。一個星期天，習仲勛從山坡上走下來時，與齊心迎面相遇。齊心向習仲勛行了一個軍禮。習仲勛微笑地點頭而過。當時誰也沒有想到，匆匆的相遇，卻成了他們感情萌動的開始。
當時，由於時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在延安將正常的整風審幹變成了“搶救失足者”運動，致使綏德師範運動偏離了正確方向，在學生中一時出現了“假坦白”現象，形成草木皆兵和人人自危的混亂局面。在數百名十幾歲的學生中也搞起了“搶救運動”，不讓學生回家，學生家長很有意見，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對此，習仲勛極為重視，親自過問案件的審理，找學生黨員代表談話瞭解情況，深入調查研究。有時綏師開大會，習仲勛也親臨指導。齊心作為學生代表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出席會議。在接觸中，習仲勛對這位積極向上、工作幹練的青年有了較多瞭解。齊心也逐漸知道了習仲勛的革命經歷，瞭解到他是一位在幹部羣眾中享有威望，深受黨中央、毛澤東主席和西北局領導器重的年輕領導幹部。
一次，習仲勛在自己辦公的窯洞里約綏師幾位學生黨員代表談話。當齊心彙報了綏師的混亂局面時，習仲勛提醒説，你們要有清醒的認識，如果照這樣下去，連自己也會被懷疑。你們要實事求是地做學生思想工作，協助黨組織扭轉混亂局面。齊心仔細聽着習仲勛深入淺出、言簡意賅的談話，困惑苦悶的心情頓時豁然開朗。她眼望窯洞牆上掛的毛澤東主席為之題寫的“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八個大字，對習仲勛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習仲勛親自領導綏師防奸運動，經過半年時間的調查研究和實踐檢驗，他毅然宣佈“所有加在師生頭上的不實之詞一律撤銷，予以平反”。１９４４年初，西北局從延安調來一位名叫布魯的同志擔任綏德分區保安處副處長，他是習仲勛在關中分區任書記時就熟悉的老同志，被稱為“紅色福爾摩斯”。習仲勛決定派布魯調查核實發生在綏師的“黑頭帖子”和“打石頭”問題。布魯經過一個月調查瞭解，很快弄清兩起事件都是學校教師楊典在特定的政治氣候下自己搞的假案，從而澄清了事實，消除了不良影響，使綏德師範教學秩序轉入正常。
齊心也正是在一場親耳所聞、親眼所見、親身經歷的運動實踐中，一步步地走近了習仲勛。
有情人終成眷屬
齊心和習仲勛的戀愛，主要是通過書信表達的。
早在綏師開展防奸運動不久，齊心就收到了習仲勛寫的信。習仲勛開始談的都是工作，後來的信中談到自己是創建陝甘革命根據地最年輕的一個，來信還談到今後他可能去延安學習等等。
一開始齊心覺得很神祕，也很有吸引力，因為從未有人這樣信任和關注她。她感到很榮幸，但也隱隱約約感到他倆之間的感情已超出一般同志關係。一天齊心就回了一封信，問習仲勛：“你為什麼老給我寫信？”
沒想到習仲勛竟復了信，並在信中説：“一件大事來到了”，“我一定解決好。”
此時，齊心心裏明白，習仲勛是讓自己考慮婚姻問題了……習仲勛這種真情深深地打動了齊心的心。
習仲勛為了進一步瞭解齊心，還特地要齊心寫了一份自傳給他。齊心説自己正如姐姐齊雲送她到抗大介紹時所説“我妹妹是一張白紙，染成什麼顏色就是什麼顏色”。所以自傳寫得十分簡單。這時，得知此事的抗大總校副校長兼教育長何長工也寫信給習仲勛介紹了齊心本人及家庭情況，信中特別提到：“她是到延安才長大的，我認識她的姐姐．見過她的父親……”
有趣的是，當習仲勛看到齊心的自傳中寫到我為早日參加革命隊伍，曾盲目地從家裏偷跑過兩次，而兩次都被父親追了回去時，他笑了，説：“我年輕的時候也和你一樣”。
又經過一年的接觸和了解，1944年4月28日，一個普通的週末，春風送爽，和煦的陽光給陝北大地披上了層層金輝。這一天，從綏德地委駐地的九貞觀傳出陣陣歡聲笑語。古老的院落洋溢着青春和歡樂的氣氛。習仲勛像往常一樣早早起牀，特意換上一套整潔的服裝，顯得容光煥發，神采奕奕。對他來説，這是一個在人生經歷中喜慶的日子，他與在綏德師範擔任校黨總支委員的調幹生齊心的婚禮，今天在這裏舉行。
這天上午，在綏德的黨政軍的大多數領導同志都光臨了習仲勛、齊心婚禮，抗大總校副校長何長工、政治委員李井泉、綏德警備司令兼獨一旅旅長王尚榮、政治部主任楊琪良、綏德專員袁任遠、地委副書記白治民等熱情為兩位新人祝福！在大家的祝賀和談笑聲中，幾位領導和習仲勛、齊心同桌用餐，便算完成了一個樸素而又莊重的婚禮。
革命的“兩地書”把思念化作革命的動力
婚後，習仲勛平靜地對妻子説：“從此以後，我們就休慼相關了，但是，我們不能陷在小圈子裏。”革命夫妻的心是相通的，齊心表示深深的贊同。
1945年夏，齊心從綏師畢業，即去了農村做基層工作，由此開始了他們很長時間離多聚少的家庭生活。不多的鴻雁傳書連接他們的感情。齊心經常以一個鄉或村為單位進行重點調研，總結經驗給報社投稿，成為《羣眾日報》的特約通訊員。習仲勛經常寫信鼓勵齊心安心基層，聯繫羣眾，做好工作。他在信中叮囑，農村是一個大學校，那裏有學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知識。他還以自己過去開闢陝甘蘇區時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羣眾工作的切身體會，指導妻子重視實踐和基層經驗，如果能做好一個鄉的工作，就能做好一個區的工作。信中囑咐要尊重鄉村領導，並舉例説在蘇維埃時期，邊區政府給羣眾東西，向羣眾要東西，都要經過鄉村政權同意和執行。
那時，雖説他倆相距幾百裏之遙，但他們的感情卻日益深厚。一位戰友看了仲勛給齊心的信後笑着説：“這哪裏是普通的家信呢？完全是革命的兩地書啊！”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向陝北發動進攻後，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面對10倍於自己、且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在彭德懷和仲勛的指揮下，正確地運用了毛澤東所制定的“蘑菇”戰術，在取得了延安保衞戰的勝利後，又接連取得了青化貶、羊馬河、蟠龍“三戰三捷”，使蔣介石“三個月解決陝北問題”的企圖化為泡影。
當時，齊心正在綏德縣進行備戰工作，因承擔了臨時任務，才回到西北局機關。5月14日正趕上西北野戰軍在安塞縣真武洞召開5萬軍民參加的祝捷大會，組織上為了能讓齊心和習仲勛見個面，也讓齊心隨同以西北局副書記馬明方為首的慰問團去安塞參加祝捷大會，同去的還有馬明方的夫人馬淑良。當習仲勛驚訝地見到齊心時，他非常生氣，當着眾人嚴厲地批評齊心説：“這麼艱苦，你來幹什麼！”
齊心為之一怔，但馬上意識到自己實在不應該來這裏，影響太不好了。隨後，習仲勛對齊心説：“如果戰爭十年，我寧可十年不見你。”
齊心覺得他説的很對，愉快地接受了批評。
妻子心中的好丈夫兒女眼中的好爸爸
1949年3月1日，他倆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取名為“橋橋”（她出生在延安橋兒溝中央醫院，原魯迅藝術學院校址）。
二中全會結束以後，習仲勛跟隨毛澤東主席進入北平，並參加了入城式。習仲勛非常愛女兒，工作之餘常常把未滿月的橋橋抱在懷裏。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尿了他一身，見此，齊心不知所措，習仲勛卻笑着説：“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只要習仲勛工作稍有間隙，有時他還親自為孩子拍照片。當橋橋稍大一點時，習仲勛如有機會就帶着她外出活動了。儘管習仲勛非常疼愛孩子，但他對孩子從不嬌慣。
1952年秋，習仲勛先到了北京，任中宣部長，齊心帶着橋橋和安安（尚未斷奶的小女兒）於年底來到北京，一家人終於團聚了。1953年，4歲的橋橋被送入北海幼兒園，原因是齊心在馬列學院學習，沒有時間照顧孩子。每當週末結束往幼兒園送回孩子時，橋橋就會哭個不停。有一次竟哭暈在習仲勛的懷裏，但等她一緩過氣來，習仲勛還是送心愛的女兒去了幼兒園。為了能讓齊心安心工作和學習，習仲勛硬讓小女兒靠吃奶粉長大。
進京後，他倆的兩個兒子□和□相繼出生，孩子出生後都是10個月就斷奶送回家，由習仲勛親自照顧。當有人稱讚習仲勛是一個好爸爸時，習仲勛便補充説：“我不僅是個好爸爸，而且是個好丈夫。”
齊心在馬列學院學習後被留在中央黨校工作，單位離家較遠，所以和家人總是離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們放寒暑假時，齊心更是管不了他們。儘管每個星期天晚間去上班時，齊心都是伴着孩子們“媽媽再見！媽媽再見！”聲離開家，但卻從沒考慮過是否和孩子們多呆上一會兒，是否調換一下工作，離家近一些。那時，齊心心裏想的就是服從組織安排，不能耽誤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也沒有請過假。而對於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祕書長職務的習仲勛來説，他寧願在業餘時間多照管孩子們一些，有時還要給4個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時孩子都在住校或全託，這期間家裏沒有請保姆。對此，他視之為天倫之樂，尤其是當孩子們與他摔打着玩時，習仲勛總是開心極了。
習仲勛特愛孩子，但他特別重視從嚴教子。
他倆的兩個兒子從小就穿姐姐穿過的衣服或者是花布鞋。在上學時，□因同學笑話而不願穿女孩子的鞋子時，習仲勛卻對他説，“染染穿一樣”。
在習仲勛的影響下，勤儉節約成他們的家風。50年代，在參加一次晚會的時候，齊心無意中聽見有人在自己身後議論：“習副總理的夫人穿着怎麼那麼土啊！”
齊心聽了，心裏有一種説不出的滋味，回家後對習仲勛説了，習仲勛聽後笑着説：“土比洋好！”
陰風下他倆的愛情更堅定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對習仲勛搞突然襲擊和誣陷，授意李建彤炮製《劉志丹》小説，為高崗翻案，説習仲勛是掛帥人物，是□謀家、大野心家。康生還在全會中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説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毛澤東主席只不過是在大會上唸了一下條子，康生就以此來作為毛澤東主席語錄並廣為流傳。
齊心聽到這一消息後，有如晴天霹靂一般，頓時嚇懵了，欲哭又不敢哭。習仲勛看到自己的妻子難以承受的樣子，立即要齊心安靜下來，正確對待。儘管他對這突如其來的不白之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關於習仲勛參與此書的情況，陝西黨史文獻有過記載：習仲勛曾參加過該小説創作組的兩次會議，第一次他在會上了解寫作過程；第二次，他明確表態説，要明確陝北根據地是堅決執行毛主席正確路線的。
齊心自己心裏也最清楚，習仲勛連這本書的初稿也沒看完就交給祕書田方了，後來發表的一些章節，他連看也沒有看過。
眾所周知，康生迫害習仲勛，是事出有因的。在1943年“整風運動”中，康生搞“搶救運動”，大□供信，把在白區工作的地下黨打成“紅旗黨”等，習仲勛曾堅決地予以抵制；解放戰爭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線，仲勛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予以抵制。
在“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習仲勛違心地承擔了責任。他在檢討中沉痛地寫道：“36年的恩情毀於一旦（從1926年參加革命到1962年）。”
當小女兒安安看到爸爸一個人坐在沒有開燈的客廳中默默思忖，就問：“爸爸，你怎麼啦？”
小兒子□也問：“爸爸你怎麼不去中南海啦？”
此刻，年幼的孩子們還不知道，他們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難以承受的苦痛。當時，齊心深深地處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黨的立場上，把他視為“反黨”，接受八屆十中全會對他的批判。另一方面，齊心對習仲勛懷有深厚的感情。為此，齊心主動要求參加“四清”去了。
1963年，習仲勛受隔離審查期間，組織上安排他在中央黨校（獨居在“西公所”）學習。他認真閲讀馬列、毛主席着作，自覺改造世界觀，並利用空餘時間在後院空地上種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穫多半交公，他曾對齊心説：“革命不是為了當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他準備回農村做個農民。
為此，習仲勛上書毛澤東主席要求到農村去。毛澤東主席讓□長安子文回覆他説，農村太艱苦，還是到工廠去。
1965年，組織上安排習仲勛到洛陽礦山機器廠擔任副廠長。在習仲勛看來，這是他向工人階級學習、熟悉工廠工作的寶貴時機。齊心當時正在北京海淀區搞“四清”，只請了一天假，回家給習仲勛拆洗了被褥，就這樣為自己心愛的丈夫送行。
誰曾想到，從此一別就是8年。
1969年1月3日深夜，西北大學的紅衞兵來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突然闖進習仲勛的宿舍，強行把他帶走。1月4日，習仲勛被關入西北大學，受到紅衞兵的批鬥。當時，習仲勛不畏權勢，不僅自己堅持真理，而且為其他受株連的同志澄清事實，突出表現了堅強不屈的性格。同時他還上書毛澤東主席，對“文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建議。在“文革”中習仲勛深得羣眾的信賴、保護和關照。他被押到富平老家批鬥時，那裏的鄉親們卻説，我們不是來批鬥習仲勛的，多時不見，我們是想來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難時期撥糧食給我們，我們早就餓死了。那次，鄉親們還自發地給習仲勛做了一頓家鄉飯。這種來自故鄉的親情，使他終生難忘。
這時，康生仍然不肯放過習仲勛，陰謀把他拉到蘭州和延安進行批鬥，然而最終還是被身處逆境中的周總理制止住了。但此時習仲勛的身體已有些支撐不住了。
1967年4月5日，習仲勛寫信給周總理：“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現在只是陪人挨鬥了。”
1968年1月3日，周恩來採取特殊保護方式，用飛機將習仲勛從西安接回北京，交給衞戍區監護。在習仲勛受審查和受迫害的日子裏，齊心和孩子們也都受到了株連。“文革”中齊心因沒有和習仲勛劃清界限一直在受審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單，僅在“五七”幹校勞動就有7年之久。3個大一點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團或插隊，留在身邊的小兒子□在普及高中時，被剝奪了升學的權利，還是在老戰友的幫助下才當上了車工學徒。這段時間對齊心和孩子們來説，可以説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全家人都堅強地走過來了。
1972年冬，齊心和孩子們商量，決定給周恩來總理寫信，要求見習仲勛。齊心在信中提出了幾點請求：一是我和孩子們已經多年未見到仲勛了，請求總理讓我們母子早日見到他；二是我們在北京已無住房，要求解決住房問題；三是存款早已凍結，希望解凍一部分存款維持生活。
周恩來總理很快作了批覆，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一家人終於見到了關押中的習仲勛。在見自己丈夫之前，齊心心裏一次次地囑咐自己“一定要堅強”，但是令齊心沒有想到的是，當習仲勛見到齊心和孩子們時竟流了淚。他連連地説：“這是高興的。”
由於多年的分離，習仲勛竟分不清哪個是橋橋哪個是安安，更認不得已經長成小夥子的兒子近平和遠平。
1975年春，習仲勛被解除監護，齊心終於和習仲勛團聚了。
這時的習仲勛已經年過花甲，況且在單間牢房裏被關押了近8年的時間，因此恢復身體健康是他所面臨的第一項任務。齊心由衷地佩服自己的丈夫所具有的超人毅力。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天氣，每日早上，他都要去郊區散步兩小時。上午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後讀書看報，下午又到郊區水庫散步。時間長了，他和看護水庫的鄧老頭兒及郊區的農民交上了朋友，每每湊到一起的時候，他們總是談笑風生，好像有説不完的話。當人們發現他倆的子女因往返看父親缺少路費時，耐火廠的老工人師傅們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資主動地借錢給他倆。礦山機器廠的老工人宋福堂曾請他倆到家裏去吃鮮美的豬肉韭菜餃子，還捧出山東老家的大花生。在那個時候，再沒有什麼比這更温暖的了。
粉碎“四人幫”後，習仲勛得知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非常高興，要求恢復工作的心情非常迫切。
黨的“十一大”召開不久，習仲勛便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繼續為黨工作的請求。與此同時，齊心在女兒橋橋的陪伴下，多次往返於北京、洛陽之間，也多次找過王震。王震非常關心習仲勛的“問題”，第一個出面為習仲勛恢復名譽説了話。隨後他們也找到了胡耀邦和葉劍英元帥。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關於為小説《劉志丹》平反的報告。認為，《劉志丹》小説的創作過程，是正常的，沒有什麼陰謀，沒有根據説習仲勛、劉景範、李建彤在此書創作過程中結成“祕密反黨集團”，“習仲勛等同志關心這部小説發表意見，是完全正常的，所謂利用《劉志丹》小説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製造的一起大□。報告提出，因小説《劉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誣陷和株連的一切人員，都應該恢復名譽，給予平反。一個月後，中共中央向全黨批轉了這個報告。
愛情之花在改革開放中永遠綻放
1978年2月22日，習仲勛作為全國政協特邀委員出席了五屆全國政協會議，4月初恢復了工作。鄧小平同志找習仲勛談話後不久，中央決定派習仲勛去廣東工作，“把守南大門”。
習仲勛去廣東工作，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他是肩負着黨政軍各方面領導及同志們的深切期望的，對此，他深知責任重大。所以，在廣東工作期間，他夜以繼日，每天都要到凌晨２點左右才肯休息。
廣東的盛夏，非常炎熱，習仲勛平生最怕熱，但他竟頂着酷暑一連跑了23個縣進行調查研究。齊心心裏明白，習仲勛是在拼命，但是，作為他的妻子，她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時光奪回來，多為黨和人民做些實事。
為了不負中央的重託，讓廣東人民儘快過上好日子，充分利用廣東毗鄰港澳的優勢，習仲勛和廣東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在大刀闊斧地抓緊落實政策工作，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和歷史遺留問題的同時，積極推行改革開放。農業上，在從化縣試辦了責任田，工業上肯定了清遠縣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的經驗。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為了讓廣東能夠大幹快上，他向中央為廣東省要來了“先走一步”的政策。
1979年7月19日，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綜合改革的試驗區和排頭兵，為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寶貴經驗。齊心常説：仲勛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懷寬廣坦蕩，為黨的事業歷盡艱辛，但他從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得失。“文革”結束恢復工作後，他為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建立經濟特區是付出了心血。
在廣東工作期間，習仲勛團結省委“一班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率先向黨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國內外的有利形勢，發揮廣東的特點和人文地緣優勢，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贊同。
轉眼間半個多世紀過去，1998年4月28日，在南方休息的習仲勛給北京家中的齊心打長途電話，問道：“我們結婚多少年啦？”
齊心回答説：“55年了！”
習仲勛又説：“我祝你健康長壽，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齊心激動地説：“我對你照顧得很不夠呀！”
習仲勛一聽急了，説：“怎麼能這麼説呢？你對黨、對人民忠誠，一生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事是很重要的。”“我們的這次通話你要把它記錄下來，告訴孩子們，讓他們明白事理。”
電話兩端的老人沉浸在幸福的回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