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不厭講究方法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時期，他就酷愛讀書，認為讀書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會之理”。18歲時，為了謀生，他在做醫生還是當塾師之間選擇了後者，從此開始了“一生都教書”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學生讀書，晚上自己還要去拜先生學本領，因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給學生”。
徐特立讀書時很講究方法，積累了一套自學經驗。20歲的時候，他準備讀八股文，參加那時候的科舉考試。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長沙城裏，拜訪有名的陳雲峯先生，想請陳舉人看看自己的八股習作寫得怎樣。老舉人看過他的八股文，下了一個評語：尚有“一隙之明”。接着問他：為什麼不讀書，而要讀八股？陳舉人耐心地告訴徐特立：明清科舉考試製度所規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縛人們思想、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半年之後，徐特立又去拜訪陳雲峯，陳舉人這次送給他一把扇子，並在扇面上題寫了一段話：“讀書貴有師，尤貴有書。鄉村無師又無書，但書即師耳。張之洞《書目答問》即買書之門徑，《輶軒語》即讀書門徑，得此二書，終生受用不盡。”徐特立非常高興，馬上跑到書鋪買了《書目答問》和《輶軒語》帶回家，當做自學指南。以後，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讀書貴有師，尤貴有書”牢記在心。後來回憶往事時，徐特立很有感觸地説：“我一生知道讀書的方法，就得益於那位舉人先生。”
讀古書很費時間和精力，徐特立從不貪多，他遵循着兩條原則：一是“定量”，一是“有恆”。比如《説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讀兩個，計劃一年讀完。他認為光貪多，不能理解和記憶，讀了等於不讀。他在教中學生的時候，也是這本書，要求學生每天課餘記一字，兩年學完，有些學生偏要星期六同時學6個字，結果，到默寫的時候，多半人都寫不出來。他説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經常學習的害處”。
“不動筆墨不讀書”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師教書的時候，他發現一般學生都存在這樣一個問題：閲讀時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長期刻苦自學得到的經驗介紹給大家。他認為，不怕書看得少，只怕囫圇吞棗不消化。他教育學生，讀書要注意消化，要學會思考並評定所讀的書的價值。他教給學生，讀的時候，要標記書中的要點，要在書眉上寫下自己的心得體會和意見，還要摘抄自己認為精彩的地方。這樣讀書，讀一句算一句，讀一本算一本。那時，他的學生中實行這種方法最堅決、最有成績的是毛澤東。他幾年中就寫了幾網籃的讀書札記，文學和思想修養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讀《聯共黨史》的時候，開始書店只出了上冊，他就買了一本閲讀。後來聽説有了蘇聯版本的上下冊，他就借了下冊抄讀，因為是節抄，就要做詳細分析後再抄，結果，他對於《聯共黨史》下冊的瞭解比上冊深刻。於是，他再回來把上冊節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個結論：買書不如借書，讀書不如抄書，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歲的徐特立已經是一位在湖南省頗有聲望的教育家了。但是，當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發起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時，又積極地加入了這個行列。許多人表示驚訝，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慮後才決定的。勤工儉學的宗旨是“勤於工作，儉以求學，以增進勞動者之知識”，徐特立很讚賞這個宗旨，他説：“我今年43歲，不覺就到44、45，一混60歲就來了。到了60歲，還同43歲時一樣無學問，這17年，豈不枉過了日子？這17年做的事情，豈不全無進步了？到了60歲時後悔，那更遲了，何不就從今日學起呢？”於是，他放下教師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學生的姿態，和青年們一起奔赴法國，去學新知識、新本領了。
誨人不倦忠誠事業
徐特立60歲的時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傳裏，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書。從蒙館、初小、高小、師範、一直到高等師範，我都擔任過教員。在高等師範當教員時也沒有脱離國小校職務，因為我愛教國小生。”徐特立從寧鄉速成師範畢業以後，懷着“創造事業”的理想，就和兩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創辦了梨江高等國小堂。半年以後，徐特立應邀到長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後，為了發展國小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辦起了長沙師範。當時，為解決家鄉農民子弟求學問題，還自費辦了一所五美國小。後來，他又在湖南第一師範任教。參加革命以後，他在中央蘇區擔任教育人民委員部副部長，培訓掃盲骨幹，開展掃盲運動；又艱苦創業，辦起了中央列寧師範。在艱苦的長征途中，徐特立也沒有忘記自己教育家的職責，抓住每一個機會，教戰士們學文化，他的熱情、耐心使戰士們深受感動。
徐特立辦教育，有自己的主張，敢於向歷史的偏見挑戰。過去，學校的大門不向貧苦大眾開放，徐特立創辦長沙師範時，就大膽地招收了一個鐵匠和一個退伍兵，破了先例。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閒言碎語，有人嘲笑他是補鍋的，還給他起了個綽號——“徐二鑥鍋”。徐特立反而很高興、很自豪。在教學實踐中，他平日最喜歡貧苦學生，他辦過夜校以給他們更多的受教育機會，知道他們並不缺乏聰明才智，從他們中間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張教育民主，注意引導和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他在長沙師範當校長的時候，當時14歲的田漢和幾個喜歡文學的同學，經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貼一些打油詩，逗得人們捧腹大笑。其中兩首是學習藏頭詩的作法，把校長徐特立、老教師首之龍和黃竹村的姓名也嵌了進去。一首説：“特立狂濤駭浪中，寶刀血濺首之龍。”另一首寫道：“黃竹村中雞犬喧。”兩位老教師看後氣得渾身顫抖，要求校長嚴斥學生。徐特立安慰了兩位老教師後，就立即找來學生。田漢説：“我們對黃先生和首先生毫無惡意，是一時興起，開開玩笑，逗大家快樂。”徐校長確信他講的是真話，又覺得詩句中透露着學生的才智，便和氣地告訴他們：喜歡寫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時間、心思花在遊戲筆墨中，最好寫些有意義的文篇，鍛鍊自己的才幹。校長的談話鼓勵了學生們辦《窗户報》的積極性。一時像雨後的春筍，幾乎每個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貼出了窗户報。田漢辦的《祖鞭報》尤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筆調，抒發了愛國愛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經常把《窗户報》上的優秀詩文，轉載到自己編的《教育週報》上，老教師們的態度改變了，學生們更是高興。
徐特立不喜歡用強硬的方法管理學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長的時候，他明確提出：“教育學生不應該用強制手段，更不應該用粗暴的態度。中國古代温柔敦厚的‘詩教’，今天學校教育中還用得着。”為了實行“詩教”，他在學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懸掛了一塊大黑板，專門用來寫詩。有一次，他得知有一個姓湯的學生和一個姓餘的學生，拼命讀書，影響了身體健康，覺得很不好，就寫詩建議他們停學休息，同時也算對大家敲一下警鐘。詩是這樣的：
“我勸湯生並勸餘，勸君休業莫躊躇。為何瘦得皮包骨，不愛身軀只愛書。”
徐特立很注意節儉治校。有些教師上課，粉筆頭總是隨手扔掉。而徐特立見了，總要撿起來，留着自己上課、寫黑板詩時用。有些學生説他“小氣”。他就寫下了這樣一首黑板詩：
“半節粉條猶愛惜，公家物件總宜珍；諸生不解餘衷曲，反謂餘為算細人。”
讀了這首詩，説他“小氣”的學生明白自己錯了。發現有同學浪費飯菜，徐特立就找她們談話，並且寫詩教育大家；看到有兩個班的學生學習成績很突出，徐特立就寫詩鼓勵她們，説明女生智力並不比男生差……同學們每天都要去讀讀黑板詩，不論是表揚、批評，還是規勸，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給黑板詩起了一個總題目，叫做《校中百詠》。
徐特立也有嚴厲的時候，卻又與眾不同。一次，一個叫粟福基的學生鬧事，經過校務會議討論，決定給予開除處分。徐特立開始是贊成的，可是事後心裏總不踏實。他越想越覺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門不管，他想到這個同學學習不錯，也有組織才幹，不該輕率開除。他馬上派人把粟福基從家裏找來，跟他做了一番嚴肅、誠懇的談話，然後介紹他到長郡中學繼續上學。粟福基十分感動，後來成了長郡中學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
沒有字的教科書
徐特立“一生都是教書”，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優秀品質被人們喻為“沒有字的教科書”，教育和激勵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學生。
徐特立斷指血書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愛國主義教科書。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書，有機會閲讀了《民報》、《猛回頭》、《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發生了變化，積極從事革命活動，並指引學生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1909年的夏天，他應約在修業學校作時事報告。他痛斥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無所不至的侵略，列舉了一樁樁傳教士毒害中國人民的慘案，他越講越憤怒，慷慨激昂，聲淚俱下。忽然，他跳下講台，跑到廚房取出一把菜刀，當眾砍下自己左手的一節手指。他用鮮血寫下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八個大字，表示對帝國主義的憤恨和雪恥的決心。因為流血不止，他暈倒了。事後，省內外許多報紙都以顯着位置報道了這一消息，徐特立的愛國壯舉教育了各界人士，激發了許許多多教師和學生的愛國熱情。
作為一位傑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樸素節儉的優良品質，這是一本難得的修身教科書。早在湖南一師的時候，徐特立的生活節儉，就是全校聞名的。他的住處簡簡單單，沒有大皮箱，沒有大櫃，沒有什麼值錢的傢俱，有的只是破舊的書籍。當時，長沙教育界有一個風氣，中學教師被認為是有體面的人，出門都要坐轎子，顯示紳士派頭。可是徐特立卻從來不坐轎子。他在長沙師範當校長，又在一師兼課，兩個學校相距約10裏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釘鞋”，打着雨傘，夾着講義，從不缺課或遲到。一些教師看了很感動，慢慢地也都學着不坐轎子了。
1937年，徐特立領導着陝甘寧邊區的教育工作。黨中央剛進駐瓦窯堡的時候，當地只有一所學校。一天，徐特立去聽課，他穿着破皮襖，腰繫一根繩子，學校的教師還以為他是紅軍的馬伕，沒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馮雪峯一起去聽課。馮雪峯向教師們介紹了徐特立，教師們大吃一驚，原來那穿着極為樸素的“馬伕”，竟是邊區教育部部長。有兩首小詩描述他在延安時的儉樸生活：“延安諸老惟公特，生活簡單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補綻，自煮瓜果充糧食。”“少騎公馬多徒步，不要隨從來照護。攜帶兩個冰饃饃，一天開會好幾處。”
建國以後，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質條件好了，他依舊保持節儉的作風。他常對親屬説，生活上的簡樸，不僅可以省下錢來用於公共事業，更重要的是不脱離羣眾，鍛鍊人的革命意志，培養人的高貴品質。他的衣被鞋帽都是從延安時一直穿用到解放後，只要能補的，他就堅持不換新的。後來，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雙皮鞋，平時也不穿，只是因為要經常出席一些重要宴會和參加外事活動的需要。他在飲食上也十分簡單，一直愛吃五穀雜糧和蔬菜。開始，他和中央宣傳部的部分工作人員住在一起，房子很舊，也較擠，孫輩回家就睡在辦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組織上要給他蓋幾間房子。他幾次表示不同意，説等將來生產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慮。後來經過多次説服，並將修建費減去了1/2，他才勉強同意。他住在香山時，很少一個人坐小車。他跟警衞員算過一筆帳：汽車、汽油是用實物或黃金從國外進口的，從香山到城裏，來回幾趟就把一箇中農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後來進城居住了，他還常常以步代車，保持了優良傳統。
1968年11月28日，91歲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偉大的師表，他為中國教育事業奮鬥的一生，永遠為人們緬懷，被人們稱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