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説，除了“時代”本身，並沒有任何先天之物。每一個時代都是一種跳脱不出的氛圍與立場，即便最富睿智的大腦也難免後知後覺。
對於“時代”一詞的那種宏大感，至關重要的首先並非經濟、權力等等，而是真理；鮮有在現在進行時中便承認自身是謬誤的經濟制度；如果説時代的理解力就其自身來説就是要竭盡所能地推進它對某個特定時期的分析的話，那麼它必定難以避免，會從對具體的社會及其思想形式的關注，推進到以一種普遍的真理為對象。而特定時代的思想者就如同玻璃缸中的魚一樣對這種普遍真理渾然不覺、背框範其中。
在每個時代裏，同時代人都被封閉在話語之中，就像身處一個玻璃魚缸中一樣，魚缸之中的魚註定意識不到魚缸的存在，錯誤的、自以為是的概括和話語依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但在每一個時期內，它們卻都可以被稱之為真理。因而真理、以及所有試圖發現並解釋真理的哲學家都可以算作生不逢時的誤入歧途者。
我們每個人只能在自己的時代去思考，亞里士多德、聖奧古斯丁，直到博敍埃，他們都未曾做到去譴責奴役，只有到許多世紀之後，對奴役的譴責才漸漸不證自明。正如馬克思所説，人類只能為自己提出他自己能解決的難題。奴役和與之相適應的一整套法律和心理框架一旦崩塌，奴役的真理也會隨之崩潰。路易十四被奉為偉大的征服者，其言外之意在於在那個時代主權者的聲望與權力的重要性，而他所控制的範圍正是這種聲望與權力的尺度，國王總是被期待擴大其控制範圍，甚至不惜發動戰爭。直到拿破崙垮台之後，幫亞曼-貢斯才後知後覺地説“這種征服者精神已經屬於過去了”。
真理總是被簡化為對真理的陳述，簡化為魚缸所圈定的、對於真理的在其容忍度以內的言説，儘管這種言説總會被後來的人看作是可笑的。正如慨歎自己生不逢時者，只是一種變相的懷舊主義，只是站在魚缸之外、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上審視着過去時代的、但在今天卻正在流逝的真理。
福柯説“我們不能在任意一個時代言及任意什麼東西”。福柯的工作，就像海德格爾一樣，背後潛藏着一種對於真理的心照不宣。17世紀就已經成為可能的顯微鏡觀察術直到19世紀才不被當做欺騙性的西洋鏡，拉埃內克本人就一直固執的用肉眼觀察可見物，而棄用他自己的這項偉大發明。
緘默的形而上學感性，是福柯筆下歷史的特徵。我們的思維無法越過時代“話語”的邊境。我們所認為的已知與未知都是被時代所限定的。我們看不到那些時代的邊界，甚至對於他們的存在一無所知。我們總是囿於那個其邊緣無法被我們感測到的時代的魚缸，我們逃離這個暫時的魚缸的條件只能是新的“話語”取代了舊的“話語”，然而誠如此，我們也只是從一個魚缸轉移到了另外一個魚缸。
當然，這種歷史先驗並非不可移易的法則，它就是變化本身，我們總是處於變動不居之中，然而它又如同氛圍般難以被覺察，身處時代中的人對時代所構成的侷限難以認識。如果説即便生逢其時是如此的一個偽命題，還真的存在生逢其時者，那大抵應是如福柯式的懷疑論者。停住在魚缸之外，方能觀察其中的游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