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太平洋帝國到支那已二年又半了。
這二年半的時光裏，我居然連一封信都沒寫過裏，連草稿都沒打過，以至於自己都責怪自己：“有那麼忙嗎？”現在想來，還覺得自己蠢鈍。在支那的日子裏，我忽然發現了支那人的性情：虛偽，貪贓枉法，見錢眼開。所以，剛一到支那，就被人認了出，我至今還記得那尖的不得了的聲音：“你是‘太帝’的人吧？”嗚呼，支那人真是無藥可救。
但讓我轉變的是一場比賽，是我作為‘太帝’的最高領導者觀看由美、英、法、日聯合舉辦的運動會，當時我坐在袁世凱身邊，我還跟他小聲的説了一句話：“我勸你還是把比賽退掉吧。”可他卻説：“我們中華帝國的人不是孬種！”正説着，比賽開始了，我連眼都不敢眨一下地看着支那運動員在賽場上奔跑。看着支那運動員第一個衝過終點線，我在心底裏叫了一聲好，可在宣佈比賽成績時，卻沒有支那運動員的名字。我有點生氣了，看了一眼世凱，他也有點不高興，我站起來，向着運動場揮了揮手，轉過頭，對着美代表説：“為什麼沒有支那人的名字？”他有點瞧不起我，斜着眼睛對我説：“沒有就是沒有，不要問為什麼。”“那好，我走，老袁，你陪我。”我説着，徑直的向大門走去，袁世凱跟着我，憤憤的走了。
看來，支那人的性情是受環境所迫。
延慶四中國三:紅色的ahy吸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