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朋友，嵌在一個人的心天中，如同星座在青空中一樣，某一顆星隕落了，就不能去移另一顆星來填滿她的位置！
我的心天中，本來星辰就十分稀少，失落了一顆大星，怎能使我不覺得空虛，惆悵？
我把朋友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有趣的，這類朋友，多半是很淵博，很雋永，縱談起來樂而忘倦。月夕花晨，山顛水畔，他們常常是最賞心的伴侶。第二類是有才的，這類朋友，多半是才氣縱橫，或有奇癖，或不修邊幅，儘管有許多地方，你的意見不能和他一致，面對於他精警的見解，迅疾的才具，常常會不能自已的心折。第三類是有情的，這類朋友，多半是靜默沖和，温柔敦厚，在一起的時候，使人温暖，不見的時候，使人想念。尤其是在疾病困苦的時光，你會渴望着他的“同在”─—王世瑛女士在我的朋友中，是屬於有情的一類！
這並不是説世瑛是個無趣無才的人，世瑛趣有餘而才非淺，不過她的“趣”和“才”都被她的“情”蓋過了，淹沒了。
世瑛和我，算起來有三十餘年的交誼了，民國元年的秋天，我在福州，入了女子師範預科，那時我只十一歲，世瑛在本科三年級，她比我也只大三四歲光景。她在一班中年紀最小，梳辮子，穿裙子，平底鞋上還繫着鞋帶，十分的憨嬉活潑。因為她年紀小，就常常喜歡同低班的同學玩。她很喜歡我，我那時從海邊初到城市，對一切都陌生畏怯，而且因為她是大學生，就有一點不大敢招攬，雖然我心裏也很喜歡她。我們真正友誼的開始，還是“五四”那年同在北平就學的時代。
那年她在北平女高師就學，我也在北平燕京大學上課，相隔八九年之中，因着學校環境之不同，我們相互竟不知消息。直到五四運動掀起以後，女學界聯合會，在青年會演劇籌款，各個學校單位都在青年會演習。我忘了女高師演的是什麼，我們演的是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預演之夕，在二三幕之間，我獨自走到樓上去，坐在黑暗裏，憑闌下視，忽然聽見後面有輕輕的腳步，一隻温暖的手，按着我的肩膀，我回頭一看，一個温柔的笑臉，問：“你是謝婉瑩不是？你還記得王世瑛麼？”
昏忙中我請她坐在我的旁邊，黑暗的樓上，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們都注目台上，而談話卻不斷的繼續着。她告訴我當我在台上的時候，她就覺着面熟了，她向燕大的同學打聽，證實了我是她童年的同學，一閉幕她就走到後台，從後台又跟到樓上……她笑了，説這相逢多麼有趣！她問我燕大讀書環境如何，又問“冰心是否就是你？”那時我對本校的同學，還沒有公開的承認，對她卻只好點了點頭。三幕開始，我們就匆匆下去，從那時起，我們就成了最密的朋友。
那時我家住在北平東城中剪子巷，她住在西城磚塔衚衕，北平城大，從東城到西城，坐洋車一走就是半天，大家都忙，見面的時候就很少。然而我們卻常常通信，一星期可以有兩三封。那時正是“五四”之役，大家都忙着討論問題，一切事物，在重新估定價值的時候，問題和意見，就非常之多，我們在信裏總感覺得説不完，因此在彼此放學回家之後，還常常通電話，一説就是一兩個鐘頭。我們的意見，自然不盡相同，而我們卻都能容納對方的意見。等到後來，我們通信的內容，漸漸輕鬆，電話裏也常常是清閒的談笑，有時她還叫我從電話中彈琴給她聽，我的父親母親常常跟我開玩笑，説他們從來沒有看見我同人家這樣要好過，父親還笑説，“你們以後打電話的時間要縮短一些，我的電話常常被你們阻斷了！”
我在學校裏對誰都好，同學們也都對我好，因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朋友”。世瑛就很熱情，除了同誰都好之外，她在同班中還特別要好的三位朋友，那就是黃瑛（廬隱），陳定秀，和程俊英，連她自己被同學稱為四君子。文采風流，出入相共，……廬隱在她的小説《海濱故人》裏，把她們的交誼，説得很詳細─—世瑛在四君子之中，是最穩靜温和的，而世瑛還常常説我“冷”，説我交朋友的作風，和別人不一樣。我常常向她分辯，説我並不是冷，不過各人情感的訓練不同，表示不同，我告訴她我軍人的家庭，童年的環境，她感着很大的興趣……
然而我們並不是永遠不見面。中央公園和北海在我們兩家的中途，春秋假日，或是暑假裏，我們常帶着弟妹們去遊賞─—我們各有三個弟弟，她比我還多兩個妹妹─—小孩子奔走跳躍的時候，我們就坐在水榭或漪瀾堂的闌旁，看水談心。她磚塔衚衕的家，外院有個假山，我們中剪子巷的門口大院裏，也圈有一處花畦，有石凳鞦韆架等，假山和花畦之間，都是我們同遊攜手之地。我們往來的過訪，至多半日，她多半是午飯後才來，黃昏回去，夏天有時就延至夜中。我們最歡喜在星夜深談，寫到這裏，還想起一件故事：她在學生會刊物上寫稿子，用的筆名是“一息”，我説“一息”這兩字太衰颯，她就叫我替她取一個，我就擬了“一星”送她，我生平最愛星星，因集王次回的“明明可愛人如月”，和黃仲則的“一星如月看多時”兩句詩，頌讚她是一個可愛的朋友，她欣然接受了。直至民國十二年我出國時為止，我們就這樣談而永的往來着。我比較冷靜，她比較温柔，因此從來沒有激烈的辯論，或吵過架，我們兩家的人，都稱我們“兩小無猜”，算起來在朋友中，我同她談的話最多，最徹底，通信的數量也最多（四五年之間，已在數百封以上），那幾年是我們過往最密的時代，有多少最甜柔的故事，想起來使我非常的動心，留戀！
我出國去，她原定在北平東車站送行，因為那天早晨要替我趕完一件絨衣，到了車站，火車已經開走了，她十分惆悵，過幾天她又趕到上海來送我上船。我感謝之餘，還同她説，“假如我是你，送過一次也罷了，何必還趕這一場傷心的離別？”她泫然説，“就因為我不是你，我有我的想法！”─—廬隱有一首新詩，就記的是這件事，我只記得中間四句，是：
辛苦織成的絨衣，
竟趕不上做別離的贈品，
秋風陣陣價緊，
不嫌衣裳太薄嗎？
在上海我們又盤桓了幾天。動身之日，我早同她約定，她送我上船就走，不要看着船開，但她不能履行這珍重的諾言，船開出好遠，她還呆立在碼頭上……
到美國以後，功課一忙，路途又遠，我們通信的密度，就比從前差遠了，我只知道從上海，她就回到福州去教書。在十三年的春天，我在美國青山養病，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提到張君勱先生向她求婚，問我這結合可不可以考慮，文句雖然是輕描淡寫，而語意是相當的懇切。我和君勱先生素不相識，而他的哲學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巳讀過，世瑛既然問到我，這就表示她和她家庭方面，是沒有問題的了，我即刻在牀上回了一封信，竭力促成這件事，並請她告訴我以嘉禮的日期。那年的秋天，我就接到他們結婚的請柬，我記得我寄回去的禮物，是一隻鑲着桔紅色寶石的手鐲。 民國十五年秋天，我回國來，一到上海，就去訪他們夫婦，那時他們的大孩子小虎誕生不久，世瑛在牀上，君勱先生趕忙下樓來接我，一見面就如同多年的熟朋友一樣，極高興懇切的握着我的手。上得樓來，做了母親的世瑛，乍看見我似乎有點羞怯，但立刻就被喜悦和興奮蓋過了。我在她牀沿雜亂的説了半小時的話，怕她累着，就告辭了出來。在我北上以前，還見了好幾次，從他們的談話中，態度上都看出他們是很理想的和諧的伴侶。在我同他們個別談話的時候，我還珍重的向他們各個人道賀，為他們祝福。
民國十六年以後，我的父親在上海做事，全家都搬到上海來。年假暑假我回家的時候，總是常到他們家裏，世瑛又做了兩個，三個孩子的母親，她的敦厚温柔，更是有增無減，同時她對於君勱先生的文章事業，都感着極大的興趣，盡力幫忙。我在一旁看着，覺得我對於世瑛的敬愛，也是有增無減！她在家是個好女兒，好姐姐，在校是個好學生，好教師，好朋友，出嫁是個好妻子，好母親，這種人格，是需要相當的忍耐和不斷的努力，她以永恆的天真和誠懇，温柔和坦白來與她的環境周旋，她永遠是她周圍的人的慰安和靈感！
民國廿年母親去世以後，父親又搬回北平來，我和世瑛見面的機會便少了。民國廿三年他們從德國回來，君勱先生到燕大來教書，我們住得很近，又温起當年的友誼。君勱先生和文藻都是書蟲子，他們談起書來，就到半夜，我和世瑛因此更常在一起。北平西郊的風景又美，春秋佳日，正多賞心樂事，那一兩年我們同住的光陰，似乎比以前更深刻純化了。
他們先離開了北平到了上海，我們在抗戰以後也到了昆明，中間分別了六七年，各居一地，因着生活的緊張忙亂，在表面上，我們是疏遠了。直到了前年，我們又在重慶見面，喜歡得幾乎落下淚來，她握着我的手，説她聽人説我總是生病，但出乎意外的我並不顯得憔悴。我微笑了，我知道她的用心，她是在安慰我！我謝了她，我説，“抗戰期間，大家都老了都瘦了，這是正常的表現，能不死就算好了。”她攔住我，説，“你總是愛説死字……”我一笑也就收住─—誰知道她一個無病的人，倒先死了呢！
她住在汪山，我住在歌樂山，要相見就得渡一條江，翻一座嶺，戰時的交通，比什麼都困難，弄到每年我們才能見到一兩次面。她告訴我汪山有綠梅花。花時不可不來一賞，這約訂了三年，也沒有實現─—我想我永不會到汪山去看梅花了，世瑛去了，就讓我永遠紀念這一個缺憾罷。
我們在重慶僅有的一次通訊。是她先給我寫的，去年五月一日，她到歌樂山來參加第一保育院的落成典禮，沒有碰到我，她“悵惘而歸”，在重慶給我寫了幾行：
冰姐：
到重慶後，第一次去歌樂山……因為他們告訴我，你也許會來參加保育院的落成典禮……我可以告訴你，我在山上等你好久了……我念舊之情，與日俱深─—也許是年齡的關係，使我常常憶舊─—可是今天的事實，到了保育院，既未見你，而時間的限制，又無法去看你，惆悵而歸，老八又告訴我，你身體不大好，使我更懊悔我錯過了機會，不抽一刻時間來看你！我在山上幾次動筆寫信給你，終於未寄，今天無論如何，要寫這幾個字給你，或不是你所想得到的，我是怎樣今情猶昔！再談吧，祝你痊安
瑛 五·一·
我在病榻上接到這封小簡，十分高興感動，那時正是杜鵑的季節，綠蔭中一聲聲的杜宇，參和了憶舊的心情，使我覺得惆悵，我復她一信。中有“杜鵑叫得人心煩”之語，今年三月，她已棄我而逝，我更怕聽見鵑啼，每逢聽見聲悽而長的“苦─—苦”，總使我矍然的心痛，尤其是在雨中或月下的夜半一連疊聲的“苦─—”，枕上每使我悽然下淚……
世瑛畢竟到歌樂山來看我一次，那是去年夏日，她從北温泉回來，帶着兩個女兒，和她的令弟世圻夫婦，在我們廊上，坐了半天。她十分稱讚我們廊前的遠景，我便約她得暇來住些時─—我們末次的相見，是在去年九月，我們都在重慶。君勱先生的令弟禹九夫婦，約我們在一起吃晚飯，飯後談到我從前在北平到天橋尋訪賽金花的事，世瑛聽得很高興，那時已將夜半，她便要留我住下。文藻笑問，“那麼君勱呢？”世瑛也笑説，“君勱可以跟你回去住嘉廬。”我説，“我住待帆廬太舒
服了，君勱住嘉廬卻未免太委屈了他。”大家開了半天玩笑，但以第二天早晨我們還要開會，便終於走了，現在回想起來，追悔當初未曾留下，因為在我們三十餘年的友誼中，還沒有過“抵足而眠”的經歷！
今年三月初，我到重慶去，聽到了世瑛分娩在即的消息。她前年曾夭折了她的第三個兒子─—小豹─—如今又可以補上一個小的，我很為她高興。那時君勱先生同文藻正在美國參加太平洋學會，我便寫信報告文藻，説君勱先生又快要做父親了，信寫去不到十天，梅月涵先生到山上來，也許他不知道我和世瑛的交情罷，在晚餐桌上，他偶然提起，説，“君勱夫人在前天去世了，大約是難產。”我突然停了箸，似乎也停止了心跳，半天説不出話來。
我一夜無眠，第二天一早，就分函在重慶的張肖梅女士（張禹九夫人）和張靄真女士（王世圻夫人）詢問究竟。我總覺得這消息過於突然，三十年來生動的活在我心上的人，哪能這樣不言不語的就走掉了？我終日懸懸的等着回信，兩封回信終於在幾天內陸續來到，證實了這最不幸的消息！
靄真女士的信中説：
……六姐下山待產已月餘，臨產時心臟衰疲，心理上十分恐懼，產後即感不支，醫師用盡方法，終未能挽回，嬰兒男性，出生後不能呼吸，多方施救，始有生氣，不幸延至次日，又復夭折……現靈柩暫寄浙江會館……君勱旅中得此消息，傷痛可知，天意如斯，夫復何言……
肖梅女士信中説：
……二家嫂臨終以前，並無遺言，想其內心痛苦已極，惟有以不了了之……
我不曾去浙江會館，我要等着君勱先生回國來時，陪他同去。我不忍看見她的靈柩，惟有在安慰別人的時候，自己才鼓得起勇氣！
我給文藻寫了一封信，“……二十年來所看到的理想的快樂的夫婦，真是太希罕了，而這種生離死別的悲哀，就偏偏降臨在他們的身上，我不忍想象君勱先生成了無‘家’可歸的人！假如他已得到國內的消息，你務必去鄭重安慰他……”
六月中肖梅女士來訪，她給我看了君勱先生挽世瑛的聯語，是：
廿年來艱難與共，辛苦備嘗，何圖一別永訣
六旬矣報國有心，救世無術，忍負海誓山盟
她又提到君勱先生赴美前夕，世瑛同他對斟對飲，情意纏綿，弟妹們都笑他們比少年夫妻，還要恩愛，等到世瑛死後，他們都覺得這惜別的表現，有點近於預兆。
世瑛的身體素來很好，為人又沉靜樂觀，沒有人會想到她會這樣突然死去。二十年來她常常擔心着我的健康，想不到素來不大健康的我，今夜會提筆來寫追悼世瑛的文字！假如是她追悼我，她有更好的記憶力，更深的情感，她保存着更多的信件，她不定會寫出多麼纏綿悱惻的文章來！如今你的“冷靜”的朋友，只能寫這記帳式的一段，我何等的對不起你。不過，你走了，把這種東西留給我寫，你還是聰明有福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夜，重慶歌樂山。
（本篇曾收入《可紀念的朋友們》，1947年3月晨光出版公司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