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面對乾旱
乾旱近些年似乎一直與中國過不去，小打小鬧的乾旱就不説了，光是引起全國大動靜的乾旱爆發的頻率似乎越來越高。前幾年的重慶、成都大旱，去年的河南、山東等華北地區大旱，今年的西南雲、貴等大旱。每次大旱都被冠之以多少多少年未遇，每次大旱也都被估算造成多少多少億的損失等等。更牛的是，還有諸如“雲南乾旱致昆明國際機場跑道地基沉降破損”的牽強報告，把什麼都算到乾旱的頭上，包括管理不善導致的惡性人為事故，這也算是一絕了。每次乾旱也要大張旗鼓地報道，原因很簡單，這樣好引起上級部門的重視，希望能夠給大拔水利資金，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嗎！
頻繁大範圍的乾旱洪澇暴露出的小農水建設大問題。
問題是我國的季節性缺水又不是一兩年了，每年都是夏秋季多雨、春季少雨乾旱。看一看西南地區，本來降雨量都是上千毫米，並沒有發生常年性不降雨的現象，大江大河到處都是，滾滾河水東逝很壯觀。但為什麼還是屢次發生一旱就缺水？一缺水就高叫？如果能夠遵循前老人家毛澤東“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如果能夠進行一些最基本的改進，即在降雨時把水儲起來，在旱時不就沒問題了嗎？如果能夠對60-70年代建立起來的農田水利設施進行常年的維護，也就不至於屢屢發生這樣惡性的事故了。目前我國這種頻繁的大旱大澇與其説是天災，還不如説是人禍，它暴露出我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這麼多年存在的以下嚴重問題：多年的投入欠賬與制度缺失，許多農田水利設施年久失修；種糧的比較效益低下使農民不願意進行水利投資，也難以投資；國家對水利設施只投大江大河與糧食主產區的建設，非糧食主產區的農田水利建設缺失無人問津等等。這些原因使不少地方的農田水利設施在關鍵時刻“掉鏈子”，無法承擔更大一點的乾旱風險。在風調雨順時還能湊合着用，一遇到大旱就無能為力了。
小農水問題一直是我國農田水利設施的一個痛，現在的政策導向已慢慢開始轉向了。如何恢復傳統的農業水循環？如果對一些地區的保命水進行投資？片面市場化的改革以及提升水價都不是解決農村用水的改革方向，上述問題都需要引起關注。
30年來我國農田水利投入呈現逐漸弱化惡化趨勢。
從改革前後農村農田水利投入的制度演變和現實情況來看，我國農田水利投入的狀況客觀上一直處於惡化趨勢，由此導致原有的供給水平遭到了相當程度的破壞，水利設施淤塞，農田道路失修，導致農業抗災能力薄弱，影響了農業和農村的持續穩定發展。
我國農田水利事業的發展主要集中在50~70年代，80年代以前的水利建設對農業經濟增長的有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全國建設了3萬多座大中型水庫，並且大多數都有配套的渠系工程。主要原因是從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視農田水利建設，公社體制又客觀上使得農田水利設施的外部性有效地內在化了。
改革後，政府主要從城市和工業獲取利益，也把水利投入的重點放在利益相關的城市防洪與大江大河工程上，與農業產出能力直接相關的農田水利建設投入少之又少，管理日漸荒疏。基層政府又因資金不足和上級沒有要求而難以投入。同時，由於市場化條件下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投資大、見效慢，致使政府官員追求任期政績的激勵，常常把支持農田水利建設的資金挪作他用。
農民不願意在低效益的農田上投入更多的資金修建水利設施。
大批勞動力外出打工確實有促使勞動力市場化和提高農民現金收入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造成農村勞動價格顯性化，勞動力投入農業的機會成本大幅度上升，這種現實情況雖然能夠體現所謂“理性小農”的市場經濟特徵，但由於根本改變了由於勞動力無限供給而形成的不計代價的“勞動替代資本”投入的的內在機制，而使得改革前相對有效的勞動替代資本的基本建設投入方式難以重新恢復。
比較利益低使農田水利修建等社會動員機制難以啟用。從社會資源動員角度看，缺乏有效的動員機制，資金來源單一，籌資困難。目前我國農村農田水利設施的投入主體依然是以政府為主，很難形成一種有效機制來調動農民自身的資源投入，以及其它社會資源的參與。在目前縣鄉地方財政普遍吃緊的投入約束下，這不能不説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嚴重問題
“兩工”取消，鄉村在農田水利建設上直接使用勞動力的可能，使農村基礎設施、特別是與農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基本上失去了原來的主要投入渠道。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財政壓力下造成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大量爆發，進一步增加了農村公共投入的困境。隨着九十年代後期農業兩税徵收方式改變為“户交户結”，傳統農區大多數農村公共財政獲取的成本增大，導致普遍欠税和公共負債逐年遞增，特別是“三提五統（三項鄉統籌和五項村提留）”和“兩工（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完全取消的政策，相當於把鄉村財政支農的基礎抽掉，並清除了鄉村在農田水利建設上直接使用勞動力的可能，客觀上使農村基礎設施、特別是與農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基本上失去了原來的主要投入渠道。我國90年代以來在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之上構建了高成本的政府上層建築，造成縣以下鄉村基層公共負債近萬億，甚至使得任何上級資金都可能成為基層政府應對開支和償付債務的來源。
分散的原子化農民而比較利益執水利設施的外部性而缺乏投入激勵。尤其税費改革後，取消了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改為一事一議制度，這種干涉村民自治內涵的由政府自上而下供給的制度缺乏後續政策，對過去依賴於“兩工”來維護的基層農田水利設施的影響尤為明顯。長期以來，我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維護是以農民提供義務工的形式提供，隨着傳統農區小農經濟全面恢復，農民個體對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維護投人與自己的預期收人的不確定性預期相關度提高，農民在維護中存在搭便車和機會主義傾向明顯，維護投人明顯不足，降低了水利基礎設施的可持續性，灌溉效率低下。
從國家層面看，政府過分重視“大江大河”的治理，而在農灌水庫建設投入上明顯不足，從而導致水利建設中的佈局“錯位”。
由於建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渠系工程老化失修，干支鬥毛渠道輸水不暢、跨塌滲漏嚴重、引水能力不足使得末端渠系配套不完善成為許多地區影響農田用水的一大關鍵問題。末端渠系不配套導致即使有水也到達不了目的地，或是用水效率低下、用水成本提高。
而且，目前各地在興建水利設施時，對能夠發電等有經濟收益的水庫投資比較熱心，但對主要以農田水利灌溉為主的水庫建設積極性不高，這主要是因為農灌水庫的比較利益低。
恢復“兩工”？
我國的小農水建設投入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過去對農民田間地頭比較有效的“兩工”制度被取消，使農田水利成了無水之源。“兩工”就是農民在農閒時出“義務工”與“積累工”，農村與防旱防澇密切相關的村邊溝、塘、渠、堰等，過去都是由“兩工”在發揮作用。農閒時由本村農民投工投勞進行維護，雨季來臨時就可以讓溝塘貯水，渠道排水，乾旱時則可人中抽水澆灌。這樣一個維繫村莊農田水利建設的制度一直穩定運行了很多年，功勛卓着，對缺乏國家與政府投入的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維護與完善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卻在2002年取消農業税時一併給取消了。農村在取消“兩工”之後，雖然減了農民的負擔，也是一把雙刃劍，使原本就很薄弱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明顯的不足，從這看又“增負”了。所以到現在許多農民村莊周邊的澆灌設施就成了沒孃的孩子無人管，國家只管大江大河。農民沒有辦法，要麼有的地方偷偷地還堅持兩工，要麼有點錢的或者是有點路子能夠從上邊要到錢的，可以打點井澆灌。
以工代賑建小農水？
為了徹底解決“少雨就旱，多雨就澇”的惡性局面，建議國家拔出專門進行經費建小農水，讓那些村莊的農民在農閒時進行修建貯水用水的溝塘渠堰。比如一個100人的村莊，給他2萬元修改資金，以工代賑，讓他們把自己村莊的貯水設施都修建好。這些資金投入可以用很多勞動力，因為這是為農民自己服務的，估計農民們都會很高興，可以用少量的資金與更多的人力。比如每個農民一個月500元，一年下來6000元，600億維修資金一年可提供1000萬的就業崗位，既能讓從事糧食生產的農民在農閒時不用再外出打工，也能夠提高他們的收入，飲水與乾旱問題等都有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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