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個雨夜走近孟子的，那夜很靜。寂靜中，我直視着孟子的眼睛，我看到的是一種被稱為“憂鬱”的東西。
孟子的思考極為縝密，孟子曾提出一種關於“人”行為的準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無此四者，非‘人’也。”雖然，孟子對人行為準則的詮釋，並沒有超越孔子的“仁”和“道”。但最重要的是，他將孔子側重個人修養的“仁”和“道”，發展為一種治國安邦的政治主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孟子曾天真地幻想過這樣的一種小康社會：“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我想他的這些想法一定遭到當時許多人的冷嘲熱諷，可他全然不顧，堅信：“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無疑，孟子是一個思想家。這種思想，源於他對當時人民苦難的思考，源於他對當時暴政肆虐的思考。在戰國羣雄逐鹿的混亂時期，孟子的這些思想，則是許多思想家所不能及的。
雖然，孟子滿肚子的治國韜略，雖然他也像孔子一樣，四處遊説諸侯，可無人採納他的意見，以為他的主張“迂遠而闊於事”。他只得在65歲以後，沮喪地退居老家，也像孔子一樣授徒講學。
我無法沿着孟子的腳印，去追隨屬於孟子的那充滿屈辱和堅韌的歷史，但我還是從孟子留下的文字裏讀出他的錚錚鐵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儘管，現在很有些人早已把它扔到了垃圾筒裏，嗤之以鼻，但我卻從“大”那簡單的筆畫中，看出一個頂着天的“人”。
這“人”，充滿着一種叫着剛烈的東西，他遠遠不像孔子那樣“温良恭儉讓”。當生與義不能兼得，他寧可取義，也無意苟且偷生；當死與不義不能同避時，他寧可赴死，也不願躬行不義。“捨生取義”，看似簡單的四個字，讀出的卻是昂昂乎的浩然正氣。它曾激勵過多少仁人志士，為國捐軀慷慨赴難，成為我們中華民族的最高道德準則。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把這些文字存放在歷史中，歷史為之而光彩；把它們拿出來放到現在，依然充滿了一種魅力，思想的魅力是最為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