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葉的舊中國，人力車伕作為下層社會的一部分飽受歧視和壓迫，甚至有大學教授説：“如果詩歌描寫車伕，就是下流詩歌。”但魯迅就在這個時候寫下了震撼心靈的《一件小事》。發表於1919年底的這篇小説，讓人們感受到了高尚人格的力量：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
這篇小説或許有虛構的成分，而實際上，魯迅和車伕之間，曾發生過不少尋常而感人的故事。據魯迅日記記載：
1913年2月8日，“上午赴部，車伕誤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數人突來亂擊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歎!”。魯迅痛感世道不公，人性扭曲，弱肉強食，無理可講，其激憤之情溢於言表。
1915年5月2日，“車伕衣敝，與一元”。
1916年5月17日，“下午自部歸，券夾落車中，車伕以還，與之一元”。
1923年3月25日，“黎明往孔廟執事。歸途墜車，落二齒”。此事在日記裏述焉不詳，但在《從鬍鬚説到牙齒》一文中卻有補憶：“天氣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帶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裏的。那車伕，我相信他是因為瞌睡，胡塗……自己跌倒了，並將我從車上摔出。我手在袋裏，來不及抵按，結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門牙為犧牲了。”魯迅言語間幽而默之，並無任何責怪之意。而且這種事情無獨有偶，1912年8月7日，“午歸寓途中車僕墮地，左手右膝微傷”。魯迅對此也僅是輕描淡寫而已。後來魯迅之所以對“墜車落齒”舊事重提，其實是為有關他缺齒的傳聞澄清事實，以回擊謠言和中傷。
20世紀20年代末，新興的交通工具有軌電車和公共汽車開始在國內發展，很多人力車伕陷於無以謀生的困境。於是北京數千車伕組織暴動，上街搗毀電車，遭到當局的殘酷鎮壓，許多車伕慘遭殺戮。魯迅在1929年11月8日給章廷謙的信中憤慨地説：“近日之車伕大鬧，其實便是失業者大鬧，其流為土匪，只差時日矣。”
夏日的上海天氣炎熱，柏油馬路上如火烤一般，人力車伕們嗓子焦渴，有時連話都説不出來。魯迅和內山完造商定，在內山書店的門前設一茶桶，免費供給人力車伕等隨時飲用。此事在魯迅日記中亦有記載：1935年5月9日，“以茶葉一囊交內山君，為施茶之用”。
周曄在《我的伯父魯迅先生》中寫了魯迅晚年的另一件事：一個寒冷的黃昏，北風呼嘯，周建人一家三口去魯迅家串門。在離魯迅家不遠處，他們看到一個黃包車伕坐在地上呻吟。原來他光着腳拉車，不小心踩在了玻璃上，玻璃片插進了腳底，鮮血淋漓，傷痛難忍，無法回家。周建人問明情況，趕快跑到魯迅家裏，不一會兒，就同魯迅一起拿了藥和紗布出來。“他們把那個拉車的扶上車子，一個蹲着，一個半跪着，爸爸拿鑷子給那個拉車的夾出碎玻璃片，伯父拿來硼酸水給他洗乾淨。他們又給他敷上藥，紮好繃帶。”魯迅還送給那個素不相識的車伕一些錢，囑咐他在家多休養幾天，並且把餘下的藥和繃帶給了他。
魯迅與車伕的這些事，對魯迅偉大的一生來説，只是平凡小事，但也足以反映出魯迅對下層民眾樸素而深沉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