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修女——塵世間仁慈的天使
特蕾莎修女以博愛的精神，默默地關注着貧窮的人，使他們感受到尊重、關懷和愛。特蕾莎修女，沒有高深的哲理，只用誠懇、服務而有行動的愛，來醫治人類最嚴重的病源：自私、貪婪、享受、冷漠、殘暴、剝削等惡行;也為通往社會正義和世界和平，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
她不曾像摩西那樣叫紅海分開，兩邊立起如壘，讓以色列人從乾地上走過去。
她不曾用食物餵飽五千人，叫許多人跟在她後頭擁護她。
她不曾搞過叫天地變色的社會革命，她不是個翻天覆地的偉人。她所做的，是每一個有手有腳的平凡人都有能力做到的事：照顧垂死的病人，為他們洗腳、抹身，當他們被不幸的命運踐踏如泥的時候，還給他們一個人的尊嚴，如此而已。
她就是特蕾莎修女，她的一生都在追尋着這樣一個真理：我們都不是最偉大的人，但我們可以用偉大的愛來做生活中每一件最平凡的事。
特蕾莎修女一生的使命既簡單又直接，就是服侍窮人中的窮人。她認為人最大的貧窮不是物質上的缺乏，乃是不被需要與沒有人愛。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感覺自己沒有人要，是人類所經驗到最糟糕的一種疾病。”因為別的病有藥可醫，惟獨“不被需要”，除了一雙願意服侍的手與一顆充滿愛的心腸外，再沒有一帖藥可醫治。
特蕾莎的一生，都在帶領仁愛修女會一起服侍世人。她並沒有達官顯要在背後作為支持，修女會也沒有獲得社會名流的積極贊助，她只是單純地依靠她那份幾乎是無限的、但卻是堅韌的愛。
在特蕾莎修女樸素的裝束下，隱藏着一個高貴的靈魂。她確實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特殊的人物，也是最令人景仰的女性中的一個。她靠着無限的愛去服務窮人中的窮人，以她的一生，實際彰顯偉大的愛。
她的事業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尊重人的個性、尊重人的天賦價值。那些最孤獨的人、處境最悲慘的人，得到了她真誠的關懷和照料。這種情操發自她對人的尊重，完全沒有居高施捨的姿態……她個人成功地彌合了富國與窮國之間的鴻溝，她以尊重人類尊嚴的觀念在兩者之間建設了一座橋樑。
——諾貝爾和平獎授獎公報
她是一位永生的偉大的聖人！
——伊斯蘭教長布哈里
特蕾莎修女是代表和平、代表犧牲、代表歡樂的象徵。
——菲律賓紅衣主教梅辛
特蕾莎修女於1910年出生在塞爾維亞，本名阿格尼絲。她的家庭很富有，家中連特蕾莎共有三個孩子。她小小年紀就開始思索人生，12歲時感悟到自己的天職是幫助窮人，這決定了她被稱為“活聖人”的一生。17歲時，她決定到愛爾蘭的勞萊德修女院學習。1928年，她來到印度大吉嶺工作，擔任當地學校的老師，教授地理及歷史。大吉嶺位於喜馬拉雅山與加爾各答的山腳下。1937年，特蕾莎完成了修會的訓練，正式宣誓成為修女，並被指派到隸屬加爾各答的聖瑪麗亞女校中擔任校長。該校是個貴族學校，學生皆來自孟加拉的上流階層。
然而，特蕾莎並不想讓自己停留在聖瑪麗亞女中。當地的士紳把孩子送入這個學校，期望在學校能接受最好的教育。然而，在加爾各答聖瑪麗亞女校的牆外卻佈滿了髒亂、污穢的貧民窟。特蕾莎看見這貧民窟與貴族學校的對比，她心中深受責備。她知道，貧民窟才是她要去的地方。她要進入最窮苦、最低賤的人羣當中。
特蕾莎修女在修道院十年了，她知道修道院的生活既舒適又穩定。特蕾莎承認，離開修道院走入貧民窟是一個艱難的抉擇。因為對她而言，脱離修道院的痛苦與煎熬，更勝過她當年離開家人與朋友，進入修道院的決定。
特蕾莎要離開修道院時，修會的上司曾與她約談並試圖勸阻。其實，特蕾莎清楚知道，一旦脱去修會的修女袍，她就失去了修會的支持，也沒有什麼人來幫助她，但她依然堅持出走這個決定。最後，修會終於點頭同意。
離開修會後，特蕾莎進入最破爛的貧民窟，在那裏用幾盧比租下一間房子，接待貧民窟裏飢寒交迫的孩童。為了他們，她自己親身到街上乞討食物並送藥，幫助他們清洗身體。在這個屋裏，沒有桌子、椅子，也沒有黑板。她以地板為黑板，教孩子們一些孟加拉字母。
這時她完全依賴心中的感動而工作，只要她覺得哪裏有最大的需要，她就到那裏去幫助人。有一次，她看見街上躺着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她焦急地四處求告，敲遍醫院、診所的大門，竟無一人理會。最後好不容易求到一點藥品，回來時卻發現那人已死去了。
另有一回她遇見一個人身上都是膿包、傷口，膿包上竟是蠕動的蛆和蝨子。她沉痛地感歎：“狗與貓都過得比這人更好，人為何如此卑賤地走向死亡呢？”之後，她到警察局請求他們撥一處地方，使她可以接待那些無家可歸者，能夠幫他們清洗身體、洗淨流膿的傷口再加以包紮，好讓孤苦無依者有個安靜面對死亡之所。她覺得這麼做，至少能使他們在人生的最後一刻也可以感受到被需要、被愛與被照顧。就這樣，特蕾莎創辦了死者之家——Nirmalahriday，意思是純潔的心之地。她借用加爾各答一家香火鼎盛的廟旁招待香客的一間禪房，開始來收容垂死的遊民。秉持同樣信念，特蕾莎又創辦了棄嬰之家，專門收容被丟棄在路上、警察局門口、垃圾桶裏和兒童之家門口的嬰孩。有一日在傾盆大雨中，在及膝的水裏，一個貧窮的婦人手上抱着高燒不退的孩子。因為她付不出房租，屋主拆毀了屋頂，婦人、孩子無助地立在雨中，無處避雨。特蕾莎傷痛地説：“想想看，只是因為繳不出8盧比的房租，一個孩子竟要死在大雨之中。”
除此之外，特蕾莎又創辦了麻風病之家。當時，特蕾莎聽説一個修女會所支助的麻風病院將被迫拆除。她立即前往孟加拉市市府為他們向市長求情。後來市長將一塊位於市郊的土地撥給特蕾莎作為麻風病人之家，這就是麻風病之家的由來。在其中的麻風病人得以受到妥善照顧。
1979年，特蕾莎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同年也獲得印度政府頒發的全國最高榮譽獎。全世界許多的大學爭相頒授榮譽學位予特蕾莎，各地也紛紛邀請她去演講。一夕之間，特蕾莎修女竟成為擁有眾多頭銜的名人。但是，她從未被這些虛榮迷惑，她穿着樸素，單純地接受這些由人而來的讚美與光榮。她代表窮人發表簡單的感言，詞句裏充滿了愛與感謝。她這樣説道：“這項榮譽，我個人不配領受，今天，我來接受這項獎金，是代表世界上的窮人、病人和孤獨的人。”所以，把這筆鉅額獎金全部用來為窮人和受苦受難的人們辦事，這對她來説是最最自然不過的事情。
1997年9月特蕾莎逝世，葬於加爾各答。特蕾莎去世的噩耗傳來，引起了全世界更大的震動：在印度，成千上萬的普通人冒着傾盆大雨走上街頭，悼念他們敬愛的“特蕾莎嬤嬤”，政府宣佈為她舉行國葬，全國哀悼兩天，總統為此宣佈取消官方活動，總理親往加爾各答敬獻花圈、發表弔唁演説;從新加坡到英國，從新西蘭到美國，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紛紛發表講話，為這位“仁慈天使”的逝世感到悲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門發表聲明向她致敬，羅馬教廷專門舉行彌撒為她追思;菲律賓紅衣主教梅辛稱她為“代表和平、代表犧牲、代表歡樂”的象徵，甚至印度最大的清真寺的伊斯蘭教長布哈里也説，她是一位“永生的偉大的聖人”！
心懷大愛做小事
愛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也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因為它永遠純粹，這絲毫無可置疑。而人總有向善的一面，純粹的愛能以光明之燈為黑暗指路。人可以不善，但必須有愛。無愛之源，便無生命之根。特蕾莎修女説：“我們在工作時，往往有一種危機，就是為工作而工作。只有我們為基督而工作的時候，尊重、愛心、熱忱才會出現。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將事辦得更盡善盡美。”
現在我們在工作與學習中藴藏着一個生計的危機感。這個危機感讓我們對生活中諸種善美熟視無睹，因而不能發現生活意義的美好。而心靈之所以虛泛動搖乃是因為我們沒有堅定的信仰。我們對這個世界抱以冷眼的旁觀，對愛的宣揚不敢苟同。我們活着孤獨，而微笑就在自己的嘴邊，物質卻讓它矇蔽。
在書中特蕾莎修女還舉了一個例子：“澳洲一個有六七個孩子的家庭。他們開家庭會議，決定不買一部新電視機。他們希望能夠彼此相親相愛。他們需要的，已經彼此滿足了……他們終於擺脱了妨礙互助互愛，並得着愛的歡樂的東西了。”
而對於愛的理解，在人們心中存在着迥異的態度。舉母愛為範例：對孩子的希望與失敗，有的母親會説：相信你自己，你會成功的，並給他以親切的吻;有的母親則會憂心忡忡地歎息一番，然後以嚴肅的口吻告訴孩子：再不努力，以後只能去掃廁所當清潔工被人看不起。如果是在外人面前，出於面子的需要，則難保不訕訕地長歎自己的孩子天生笨、沒辦法之類的話語。倘若成功則一定是“光耀門楣”、“光宗耀族”諸語。她們愛孩子只想給他們以名利的武裝。而有的母親卻必會祝賀他們：孩子，你終於成功，好樣的，這是你努力的成果。就像那個故事：在美國一位記者採訪某總統的母親，問她一定為她兒子的成功而自豪吧。那個母親卻這麼説：“是的，不過我還有一個兒子正在田裏挖土豆，我也為他自豪。”平等的愛是尊重人性的，而不應以利害為衡量的標準。
北村曾在《愛是幸福的寬慰——愛的沉思之二》中説，“擁有一件東西和愛一件東西是兩回事”，“愛需要和奉獻聯繫在一起，愛是不需要回報的”。如果有一種愛藴涵着自私、不義，這是不是愛呢？特蕾莎修女的回答如此之簡單：愛是基督給我們的回報。確實，當一個人愛着別人的時候，他是不會孤獨的，他相信着愛，並擁有了愛。和自己所愛的人生活在一起難道不是幸福的嗎？但愛有大愛與小愛的區分。所謂的“愛藴涵着自私，不義”是在大愛與小愛的衝突中所促全的小愛。所以愛需要奉獻，以成就大愛。
“不要等待帶領，自發地逐個服侍吧。”
“我們感到所做的只不過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缺了那一滴水，這汪洋總是少了一滴水。我不贊成做大事，在我看來個人才是重要的。”
“我們不要説太多話：那麼你們要做的是什麼呢？拿起掃把，清理他人的房子，這就足夠了。”
特蕾莎修女不但闡述純粹的愛是一種信念，更説明了履現這個信念要自覺從小事做起，馬上行動，而非被動地希翼一下成就大事，把時間浪費在空談上。她的做法比許多耽於玄思冥想的人更具有實踐與實際的態度。
樸素的語言，明瞭的道理：活着就是為了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