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誠，原名澤宗，字敬夫，1906年7月23日生於安徽池州石台縣佔大鎮南源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幼年時就喜愛讀書，隨清末舉人王朝忠讀《四書》、《五經》及唐宋八大家古文，常能過目不忘，在當地有神童之譽。
1924年經王朝忠舉薦，受業於桐城派學者姚永樸執掌的秋浦周氏宏毅學舍。桐城派，以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為四祖，安徽桐城為中心，是有清一代影響最大的散文流派，並以分支形成陽湖派。“儒學五子”（孔子、孟子、朱子朱熹、陽明子王守仁、曾子曾國藩）之一的曾國藩，即是繼承於桐城派，然後開創了湘鄉派。李誠紮實的古典文學功底，得到姚永樸的賞識。
1926年考入南京國專，畢業後經過姚永樸推薦，投身桐城派馬其昶門下。馬其昶字通伯，是散文大家，桐城派後期代表人物，曾在京師大學堂教學，因編纂《清史稿》而馳名天下。馬看了李誠的文章大加讚賞，此後李誠隨馬數年，得之真傳。因此，後來有人稱李誠是桐城派最末一位名家。他本人也常説：“吾雖非桐城人，但出自桐城門下，終生受益匪淺，可謂半個桐城人。”至1949年，先後在桐城馬家雙桂樓私塾、郎溪中學、蕪湖高商、巢縣黃麓師範、阜陽中學、昭明國專、江南文化學院等校執教。李誠講課，條理清晰，剖析透徹，釋疑解惑、發人深省之處尤多，培養了一大批優秀學生，着名學者馬茂元、舒蕪、吳孟復等均為其弟子。吳孟覆在《敬夫李先生傳》中憶道：“予少師蜕私（姚永樸號蜕私）而友茂元，因得從先生問學，嘗與茂元、方管背《哀江南賦》、《賭棃慄》，往往不能競。先生誦之不遺一字，因複誦《玉台新詠序》、《報楊遵彥書》，其聲琅琅，今猶在耳。”
1949年為避戰火，李誠脱離學校，閒居故里。1950年春天，貴池縣人民政府舉辦失業知識分子訓練班，李誠參加學習後被分配到黃山管理處工作。他常説：讀書之人，要關心國家大事。文人從軍，棄筆從戎，古已有之，如辛稼軒、陸放翁抗擊金兵南侵。言談之中，常以其自比。是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他在居室牆上掛滿地圖，一面收集報道信息，一面研究雙方形勢，以致夜不成眠，奮筆給毛澤東主席上書，就未來的戰局發展，我軍的戰略戰術、軍事部署、注意事項等一一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設想。不久公安部來人讓李誠隨其外出安排工作時，先生卻誤認為上書一事招來災禍，不免誠惶誠恐，怕有牢獄之苦，堅決不願隨行，來人不便強求，只好作罷。殊不知其關於朝鮮戰爭的上書，中央領導同志在上面批示：“此人若無政治問題可錄用安排。”
1953年，經著名歷史學家李則綱舉薦，到安徽省文史館任圖書管理員。李則綱是安徽樅陽人，畢生從事文化教育和歷史研究工作，著有《歐洲近代文藝》、《遠祖的誕生與圖騰》、《史學通論》、《革命大事年表》等。他與李誠早在1945年便已相識，文革期間，李誠失業在家，常去探望李則綱，每次都捎幾本書給他看，因為李則綱的藏書之前都被造反派燒燬了。偶爾李則綱也拄着枴杖去李誠那裏取書。二老相見，説古論今，無所不談。李誠比李則綱小十歲，親切地稱李則綱為“李老夫子”，相交莫逆，傳為佳話。
在李誠賦閒期間，鄰家少年李克強也正停課輟學。李誠見其求教心切，又天姿聰敏，遂不顧體衰視弱，視為門生而諄諄教誨。給李克強開列書目，讓他讀《史記》、《漢書》、《後漢書》、《資治通鑑》等國史，並給李克強整段整段地背誦《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等古文選，為他認真地説文解字。如此持續五年之久，兩人既有師生之誼，也是忘年之交。李克強的學習突飛猛進，李誠見之十分高興，逢人就説：“此子日後必當大任”，並引用南宋陳亮的名句“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來勉勵李克強。在那“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裏，他卻常對李克強説：“一個人學點知識在肚子裏，總有一天會用上的。”果然，李克強不負厚望，1977年恢復大學入學測驗之後，以優異成績考取北京大學法律系，直至2013年就任國務院總理。他在1997年5月17日發表於《安徽日報》的《追憶李誠先生》一文中，稱自己的恩師是一位有實無名的真正的學者。
李誠學識淵博，通曉國故，對經、史、子、集、圖、志、佛學、哲學等都有涉獵，對中國曆代和現代西方的軍事著作也都做過潛心研究，但他最為側重的還是歷史地理，通過對我國疆域演變的認識，激起愛國主義熱忱。
李誠早年從事教學工作時，課餘時間就勤奮研究中國古代戰爭史和軍事地理學。20世紀60年代初，李誠覺得我國地理研究中存在不少薄弱環節，就給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副所長黃秉維寫了一封信，指出：“歷史地理研究是地理學中很重要的一方，而地理研究所對此還在逐步準備中。關於這一門本人想提供若干意見，作為參考”，“一是怎樣着手研究，二是蒐集資料當中應注意的兩個方面，三是歷史地理和方誌的一元化”，並提出了具體措施與方法。他認為，有的正史中根本沒有地理志，即使有而又不免於太疏，地理學在正史中只是附庸。黃秉維收到信之後，立即給這位陌生的先生回了信，肯定了李的意見，並覺得這位李先生是一位難得的地理研究人才，經所裏研究之後，決定調李誠來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員。隨即派人來安徽商議調動一事，不料當時的有關領導卻認為李誠思想太“右傾”，反“右”時又受過批判，不適宜去中國科學院地理所工作，調動一事就此擱淺。但是李誠對地理研究痴心不改，幾十年如一日，鍥而不捨，積銖累寸，“文革”中雖身處逆境也從未間斷。
1970年，全國人民都在響應“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合肥市武裝部找到李誠，要其承擔編撰合肥軍事歷史材料的任務。李誠憑着對軍事地理的研究，夜以繼日地查資料、找書本，短短的一週時間，1萬多字的《合肥軍事概論》脱稿了。文中敍述了歷代在合肥發生的戰事，論證了合肥在戰爭中所處的地位，提出今天與古代戰爭形勢、地理位置的變化異同，我們應怎樣準備才能適應備戰形勢的需要。
此外，他還陸續撰寫了《軍事地理》、《中國歷史地理》、《西漢人文表》、《三國人文表》、《三國戰爭志》、《唐代軍事地理概論》、《中國曆代軍事地理概論》、《全國各省市地理資料記要》、《安徽各縣市名稱考釋》、《清代安徽學術》、《古詩文擇講》、《池上文存》、《李白秋浦詩注》、《歐曾王三蘇文評》、《合肥史料輯》、《民初桐城文人軼事》、《桐城派文人在清史館》、《古今名產瑣記》、《池陽雜俎》等71篇共計30餘萬字文稿。
李誠晚年計劃寫一部《中國歷史地理概論》，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講述中華文化的變遷，但在1977年他的大作寫到一半的時候，卻悄然離開人世，享年7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