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總稱，傳統學術研究的第一要義就是資料的積累，厚積薄發方有精義灼見，倉促成篇則往往錯訛淺陋。
傳統學術以有清一代最有成就，尤以乾嘉學術（乾隆、嘉慶時期）為極盛。清桐城派古文代表人物姚鼐（1731-1815）提出並系統地闡述了“義理、考據(考證)、辭章(文章)”三者相統一的觀點，義理、考據、辭章三位一體是桐城派文論的綱領。而乾嘉學術以考據為主，由國小（文字、音韻、訓詁）入手以通經明道是清人治學的根本宗旨。考據必須佔有大量的文獻資料，參互考辨，力求迴歸經典文本原意，求真求實，質樸無華，故清代三百年學術稱“實學”或“樸學”，又稱“漢學”。稱“漢學”是因為清代國學以經學、史學考據為重，特別重視兩漢的文獻材料和求實學風。臧庸（1766-1835）在其《與顧子明書》（《拜經堂文集》卷三）中説：“讀書當先通訓詁，始能治經。尊信兩漢大儒説，如君師之命弗敢違，非信漢儒也，以三代下漢最近古，其説皆有所受，故欲求聖人之言，舍此無所歸。”儒家經典主要形成於先秦，經秦焚書後所存無多，故漢代流傳下來的典籍、漢儒承前人之説的訓釋成果就特別值得重視和尊信。盧文弨《經義雜記序》（臧琳《經義雜記》卷首）：“凡文之義，多生於形與聲，漢人去古未遠，其所見多古字，其習談多古音，故其所訓詁，要於本旨為近，雖有失者寡焉。”皖派領袖戴震（1724-1777）《古經解鈎沉序》（《東原文集》卷十）雲：“今古懸隔，時之相去殆無異地之相遠，僅僅賴夫經師故訓乃通，無異譯言以為之傳導也者。”以歷史眼光來看學術的發展，像譯文是兩種不同語言的傳遞媒介一樣，把漢儒的訓詁看成先秦經典與後人之間的溝通媒介，時間的古今溝通與空間的異地語言溝通原理相同，故漢學需要特別重視。
國學，尤其是考據學，資料積累性極強，“無徵不信”，下一判斷須窮盡相關證據方可放心。重視資料積累，必然強調記誦之功夫，記誦大量的經典文本和訓詁資料是傳統教育的基本要求，嚴格的記誦訓練是學者的必備條件。
清初顧炎武（1613-1682）是漢學大師，王昶在《與汪榮甫書》（見《春融堂文集》）中述其記誦之功雲：“聞顧亭林先生少時，每年以春夏温經。請文學中聲音宏敞者四人，設左右坐，置註疏本於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經本。使一人誦而己聽之，遇其中句不同或偶忘者，詳問而辯論之。凡讀二十紙，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復始，計一日温書二百紙。十三經畢，接温三史或南北史。”
吳派創始人惠士奇（1671-1741，惠棟之父）記誦功夫紮實，江藩（1761-1830）《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載：惠士奇“奮志力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皆能闇誦。嘗與名流宴集，坐中有難之者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為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遺一字。眾皆驚服。”
惠棟的弟子餘蕭客（1732-1778）家貧好讀書，記誦能力驚人，《漢學師承記》卷二載：餘蕭客“年十五，通《五經》，即知氣理空言無補經術，思讀漢唐註疏。家貧不能蓄書，有苕溪書棚徐姓識先生，一日詣書棚借《左傳註疏》，匝月讀畢，歸其書，徐姓訝其速，曰‘子讀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誦，終卷無誤。徐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十七史》、《説文解字》、《玉篇》、《廣韻》。”
德高望重且學術聞名的錢大昕（1728-1804）讀書過目不忘，《漢學師承記》卷三載：錢大昕“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藝無不精。經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説、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工。古人云‘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諳於心’，先生有焉。”
潛心學術着述甚豐的邵晉涵（1743-1796）有“讀書十行並下，終身不忘”的記誦功力，《漢學師承記》卷六謂：“君嘗預修國史，館中收貯先朝史冊以數千計，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頁中’，百不失一。鹹訝以為神人焉。”
積累是傳統學術研究的必須，是學術的通性，又是考據之學的突出特性。明末清初的大學者方以智（1611-1671）在《通雅·辯證説》中強調考據之學“必博學積久，特徵乃訣。”晚清大家阮元（17643-1849）在《經史問答序》（《揅經室二集》卷七）中謂考據“如百尺樓台，實從地起，其功非積年工力不成。”經典成於先秦，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識，古奧艱深，且歷代多遭劫難，流傳過程中又有載體轉換、傳寫錯訛、傳者改易、手民之誤等種種因素影響，為回覆經籍文本及其註疏之真相留下了眾多深度的難題。浩如煙海的典籍及註疏對讀者、學者的學養要求很高，沒有相當程度專門知識的積累，讀懂經典及註疏就很難，進入考據研究就更難，要有紮實可信的研究成果就難上加難。即便是清代國學鼎盛時期的那些大學者，一般都是童稚勤學至皓首窮經，不懈努力地積累到晚年，才能結出豐實的成果。故阮元在《國朝漢學師承記序》中感慨：“我朝儒學篤實，務為其難，務求其實，是以通儒碩學有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者，豈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辯偽大家閻若璩（1636-1704）“平生長於考據，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他考證“使功不如使過”的語源出處，由宋推至唐，再推至《後漢書·獨行傳》李賢注引“秦穆公赦孟明”故事，前後經歷二十年，因而感慨曰：“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見《漢學師承記》卷一）。
顧炎武《日知錄》可謂清代考據學開山性的鴻篇鉅製，是他三十歲後每日讀經史的札記。其卷首雲：“愚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他的《音學五書》是清代古音學研究的範式性著作，其《後序》雲：“餘纂輯此書幾三十餘年，所過山川亭障，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其稿，而手書者三矣。”
戴震學問廣博，著述甚豐，但對成果的發表十分持重，不肯輕易以未成定論的成果示人。所以，他的古音學著作《聲韻考》、《聲類表》在他的弟子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之後定型，並吸收弟子的成果來修正自己的結論。他在《與姚孝廉姬傳書》（《東原文集》傳九）中説：“每感昔人成書太早，多未定之説。”有人想早看到他作的《詩補傳》，他迴應道：“僕此書尚俟改正，未可遽進”（《東原文集》傳九《與是仲明論學書》）。可見其治學之慎重與嚴謹。
段玉裁《説文解字注》是乾嘉學術的標誌性著作，歷代研究《説文》的著述成百上千，清代有《説文》研究四大家，而段注居首。段玉裁先作《六書音均表》為音義互求的依據，再廣泛收集、積累資料做長編性的《説文解字讀》，歷時19年（1776-1794），再花13年時間加工提煉而於1807年撰成《説文解字注》，又過8年於1815年才付刊行。從起草到刊行用了40年，還不計之前古音研究準備工作所用的時間。
王念孫（1744-1832）是乾嘉學術的另一座高峯，是運用“因聲求義”方法在語用實踐中作出優異成績的突出代表。眾所周知的《讀書雜誌》積累他數十年讀書心得之精華。而另一部耗盡心血完成的鉅著《廣雅疏證》二十卷，76歲着手，限定每日注若干個字，日日不停地堅持13年，於1796年成書，數年後刊行。王氏不以書刊行為完事，之後又不斷加以補正，或將補正內容細書於刊本中，或另外寫箋夾入書中，共對《疏證》改補達五百餘處，或補書證，或糾正原引文訛誤，或全面改寫原疏證文字，真可謂鍥而不捨、精益求精，至死方休。這些補箋後來由羅振玉抄正為《廣雅疏證補正》一書，收入《殷禮在斯堂叢書》。
邵晉涵著《爾雅正義》二十卷，經11年（1775-1785）四易其稿乃定。郝懿行（1757-1825）撰《爾雅義疏》十九卷，前後歷時15年（1808-1822）。王鳴盛（1722-1797）撰《尚書後案》三十卷，所用資料採錄經史子集之書計131部，從二十四歲開始到五十八歲完成，用時35年。孫星衍（1753-1818）撰《尚書古文註疏》三十卷，經22年終成其書。孫詒讓（1848-1908）着《周禮正義》八十卷，用時26年（1874-1899）。等等。
從清代國學大家、考據大師們的實踐經驗不難看出，要成就大學問、大學者，正規的經典記誦訓練和厚實的材料積累是必不可少的。當今學術普遍呈現浮躁風氣，在評估體系的驅策之下，讀書者應付測試，研究者急功近利，按時限計算學術成果的數量，按雜誌、出版社級別計算成果的質量，根本談不上記誦，更難言積累。長此以往，毋庸言出學術大師，只恐望乾嘉學人項背而遠遠不可及。
主要參考文獻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郭康鬆：《清代考據學研究》，崇文書局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