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橋，原名薛與齡，1904年10月25日出生於江蘇省無錫市，幼時曾在父親辦的女塾和東林國小(其前身為著名的東林書院)讀書。薛暮橋從小天資聰慧，國小時學習成績很好，尤其是數學成績突出。1918年，他考入江蘇第三師範學校學習。後因貧輟學，投考滬杭甬鐵路當練習生。期間，薛暮橋憑藉自己良好的數學基礎，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學完了原定六個月學完的會計業務。鐵路車站的老會計因為一直沒有培養出能代替他的人，已經多年沒有休假了，看見薛暮橋掌握會計業務的速度後又驚又喜，放心地把工作交給薛暮橋，自己休假去了。
1926年，年僅24歲的薛暮橋擔任了杭州筧橋鐵路站站長。1927年，薛暮橋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同年2月至6月任滬杭甬鐵路總工會常務委員、組織部長，積極參加工人、學生運動。1927年6月，薛暮橋被捕，關在浙江陸軍監獄，直到1930年底才保釋出獄。這三年牢獄生活為他後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奠定了思想基礎。對此，薛暮橋的祕書、學生李克穆在2000年10月19日的《人民日報》上以《飛瀑滌俗塵偷閒理經綸――薛暮橋同志二三事》為題進行了回憶：“薛老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被捕入獄。在三年的牢獄生活中，他堅持每天讀書，閲讀大量經濟學、歷史、哲學著作，還學習了英語和世界語。三年‘牢監大學’，為他日後從事經濟工作和經濟理論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薛老在獄中的自學，緣自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當時與薛老同監的，有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同志。張在獄中每天要讀五六個小時的書，並且讓難友和他一起學習；他曾在黃埔軍校教過世界革命史，因此每晚為難友們講中外革命歷史。有一天他讀完書，不耐煩地説：‘怎麼還不槍斃?’薛老驚奇地問：‘你既然知道自己必死，為什麼每天還要認真讀書?’張秋人同志答：‘共產黨人活一天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中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讀書。讀書就是為着革命。’薛老將這一教誨始終銘記在心。不久，張秋人同志壯烈犧牲，而薛老則從此踏上了永不止息的學習研究之路，終成一代大師。”20世紀70年代末，當一位美國教授問起薛暮橋“薛君畢業於貴國的哪所大學”時，他坦然而又詼諧地答道：“我畢業於舊中國的牢監大學!”
1932年初，薛暮橋在南京民眾教育館編輯過一段時間的《民眾週報》。不久，在朋友介紹下，他進入上海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很受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陳翰笙的賞識，和蔡、陳私交甚好。
由於陳、薛等人的社會活動太多，引起國民黨黨部的注意。1932年底，他們下令把社會科學研究所搬到南京去，薛暮橋被裁減(薛是編外人員，用辦公費作工資)。為維持薛暮橋的生活，陳翰笙教他學寫文章。於是，薛暮橋回故鄉無錫農村做了一個月的調查，寫了一篇調查報告。陳為這篇文章寫上《江南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的題目，送當時的進步刊物《新創造》發表。當時，薛暮橋正在學習日語，常到日本人內山完造開設的內山書店去買日文書籍。有一次，他突然發現日本進步刊物《改造》翻譯了這篇文章，真是又驚又喜。
雖然在此之前他就有文章發表，但薛暮橋後來卻在自撰的《年表》中把這篇文章視為自己的處女作，一則該文章是他早期的成名之作，二則是出於對陳翰笙的深深謝意。
1933年2月，廣西師範專科學校校長楊東蓴致信陳翰笙，要陳介紹一位“農村經濟”課教員。陳翰笙推薦薛暮橋，薛説：我連中學都沒有畢業，怎能到大學裏去教書?陳説：不要緊，我已為你假造一個履歷，你名叫薛暮橋，上海勞動大學畢業……
從此，薛暮橋這個“假名”開始使用，後來竟蓋過了薛與齡這個真名。
從1933年2月至1934年5月，薛暮橋在廣西師範專科學校講授農村經濟和政治經濟學，他和校長楊東蓴等進步人士組織了讀書會、研究會等學術團體。1934年10月，薛暮橋協助陳翰笙等組織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並任理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鄉村調查，同時主編《中國農村》月刊，從而與晏陽初、梁漱溟等人一道成為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先驅人物。
多年來，薛暮橋被稱作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但只有國中文化水平的他，經濟學知識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獄生活中從書本上自學來的，另一方面主要是20世紀30年代追隨陳翰笙先生做農村調查時從實際中摸索出來的。薛暮橋能在經濟學研究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聰明、勤奮、持之以恆外，遇到陳翰笙這樣一位啟蒙老師是他的幸運。陳翰笙在研究問題方面反對引經據典，反對不做調查研究、空談理論，這影響了薛暮橋一生。説起來別人也許不會相信，薛暮橋這個大經濟學家在“文革”前從未讀過《資本論》。這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薛暮橋是在“文革”期間關“牛棚”和在幹校勞動改造期間讀的。薛家有很多經濟學方面的書，但薛暮橋很少讀這些書，他閲讀的東西一般都是國民經濟統計資料、調查研究報告等從實際中來的文字。他寫作時，桌子上除了一本稿紙、一支筆，就是一本統計資料。到外地去寫書，就帶半箱子稿紙、一把筆、一本統計資料，所要寫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腦子裏。1975年恢復工作後，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基層去調查研究。他分兩次去了山東、江蘇、安徽三個省，在對“文革”後的國民經濟情況做了深入瞭解之後，才動筆撰寫自己的成名力作《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書。
正因為如此，解放後已經身居高職的薛暮橋始終對陳翰笙這位恩師禮遇有加：凡是與陳翰笙一起開會時，薛暮橋絕不會坐在中央，總是讓陳翰笙坐中央，發言時第一句肯定是：“陳翰老是我的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