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民黨第26軍的一名上尉軍官，帶着自己的妻子、一箱青島啤酒及身上僅有的3塊大洋，從青島撤退到台灣，開始了在台灣的生涯。7年之後的1956年，他們的第三個孩子郎鹹平出生。
“滿分100分，我只考了5分”
成名後的郎鹹平多次談到,自己不是一個精英,從小就不是。
“我在國小的時候成績一直很差，包括體育、藝術、學習成績等。我心中充滿了自卑感，而且對未來也不敢有什麼想法。”郎鹹平回憶的語調裏，有一絲惆悵。
郎鹹平迄今還記得爸爸在他國小5年級時，拿了一份算術模擬考試的試卷給他做練習，滿分是100分，郎鹹平辛苦做完後，只得了5分。
幸運的是,那一年台灣開始實行國小直升國中，不用考試。郎鹹平成為台灣第一屆國小直升國中的學生,進入大同中學。
但身為差等生的痛苦隨之延續到中學。國三分班的時候，郎鹹平被分到“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不升學班，是給那些差生開的班。
考前3個月，郎鹹平感到了壓力，就想念書了。但是念課本肯定來不及，就只好念“考前30分”，那是給考生在考前30分鐘“臨時抱佛腳”用的一種複習資料。考前兩個月的第二次模擬考，郎鹹平考了500多名，考前1個月的第三次模擬考，居然考到了300多名。等他參加會考時，竟然意外地考上了第三志願成功中學高中部。
回憶起那次決定命運的考試，郎鹹平認為是自己買的那種版本的“考前30分”幫了大忙。高中畢業後，郎鹹平順利考入了台中的東海大學讀經濟。
改變人生的作弊
郎鹹平走上鑽研學問的道路，和大學時的一段境遇有關。
據他回憶，當時東海大學經濟系的微積分課程要求很嚴。該門課總共8個學分，要念兩個學期,而且一學期得考4次月考。郎鹹平第一次只考了60分，第二次月考時就想走快捷方式，作弊抄一抄同學的試卷，結果被老師抓到了，得了零分。
“第一次60分，第二次零分，平均起來是30分。這樣的話，第三和第四次月考大概都要考100分才不會被淘汰。當時，我都想幹脆放棄算了。”郎鹹平説。
就是在這時，他的心路歷程開始轉變。郎鹹平繼續回憶:“當時也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忽然有一種想法，決定好好地念。我每天很用功地念到半夜二三點，我就不信考不過。結果一個月下來，忽然發現，我對學習產生了濃厚興趣，我也忽然發現微積分竟然也有很多樂趣，很多解不開的題一旦解開了很有成就感。”
第三次和第四次兩次月考考下來，平均分竟達99分。郎鹹平忽然覺得自己好像沒有那麼笨，這是他這平生第一次有這種“聰明的感覺”。
大學畢業後，郎鹹平順利地考上了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那是台灣最好的經濟學家搖籃，台灣財經界人物大部分來自那裏。直到那時候，我爸爸在這個時候才知道我以前是放牛班出生的。我這個爸爸的反應也稍微慢了一點，10年以後才搞清楚兒子國中在幹什麼。”郎鹹平説。
研究所第二年，郎鹹平的同學鄭家鐘在《工商時報》做記者，他把郎鹹平也介紹到了報社當金融記者。“當記者是對我的一個很好的鍛鍊。那麼年輕的記者，才23歲。”他前前後後做了兩年記者。
之後，郎鹹平開始考慮跳槽轉業，但是台灣職場似乎跟他較上了勁，他始終一無所獲。“無奈之下，我只有考慮出國留學了。”他説。
他申請了7所美國大學，只有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作了迴應，而且沒有獎學金。年輕的郎鹹平也慌了神：“看來老師説得沒錯，我是沒有什麼前途了。”
這所惟一接受郎鹹平的學校，竟然是他從來沒有聽説過的學校。“不知道是多爛的學校!真的，不是説笑，我到了沃頓才知道這所學校原來大名鼎鼎。”
去是不去?還有兩萬美金的學費。此次郎鹹平最終成行，完全是母親的決定。“我的母親對兒子的能力有着‘莫名其妙的信心’。當時我們家有兩幢房子，其中一幢我媽媽把它賣了兩萬美金，準備給我出國交學費用。”
兩年半攻讀博士學位
郎鹹平在沃頓申請了商業經濟系。回憶那段狼狽的日子，郎鹹平説:“那時我就不敢交學費，學費一直拖到最後才交。我想如果實在不行的話乾脆拿錢回台灣去算了，也不用浪費學費了。所以我從9月份拖到12月份才交學費。”
1985年，郎鹹平在沃頓開始寫博士論文。起初，因為沒有膽量做公司財務的課題，他只想做投資學方面的論文。
當時沃頓的一位大牌教授艾爾温·弗倫德需要一個勤勞的打雜工，碰巧郎鹹平曾義務幫他蒐集過一些資料，因此弗倫德很希望郎鹹平繼續幫忙，就收下了他，並要求他做公司財務的實證研究。這便是郎鹹平在公司治理研究方面邁出的第一步。
“我情願往國內走”
博士畢業後，郎鹹平先後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密執根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和紐約大學任教，其間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文，逐步奠定了自己在該領域的學術地位。
然而，異國平靜的學術生涯，在郎鹹平看來又有一絲沉悶。在談到那段日子的時候，他説:“你到了快40歲的時候，你發現沒有什麼成就感了，因為在那邊太專業。你發現你對這個社會沒有什麼貢獻，有的時候常常看到電視，看到播出中國，心裏面就覺得有點酸酸的，所以一有機會的話就會想到回這裏。”
1994年，郎鹹平抵港，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從此，郎鹹平由一名亞洲與中國經濟的旁觀者變成了參與者。
2000年底，郎鹹平在香港立法局與眾投資銀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演繹了一場“孤膽學者舌戰世界十大投行”的壯舉。
2001年底，郎鹹平進入內地證券市場。他提出:“應當審慎地提出一個‘新監管’思維，考慮如何在大陸法系架構下，儘快融入‘辯方舉證’和‘集體訴訟’這兩項保護小股東的規則。”
之後，郎鹹平炮轟德隆、三叩TCL、四問海爾、七敲格林柯爾，在媒體間掀起一場“郎旋風”。
這一年，2004年，郎鹹平48歲，身份是香港中文大學和內地長江商學院合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