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劉國光的故鄉南京淪陷。14歲的他被迫流亡湖南、四川繼續求學。當時國共合作抗戰大局初成，各類進步書籍成為劉國光最愛的讀物。特別是日本學者河上肇的《馬克思資本論略解》令他分外着迷，他急切地想看到《資本論》原著。
1938年，劉國光進入四川國立二中讀書。有一天，他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正式出版。”喜出望外的他跑到重慶買了一本。“老實説，我當時正在念高中，完全讀懂《資本論》是不可能的，但懵懵懂懂、似懂非懂，就這麼一直讀下去了。”70多年後，已年逾九旬的劉國光回憶當年初讀《資本論》時的情景依然激動：馬克思對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對資本主義的深入解剖與嚴肅批判，給劉國光以強烈衝擊。《資本論》猶如燈塔，為他指明瞭人生之路。同時，國家貧弱、外敵入侵、國土淪喪、人民流離……深深刺痛了劉國光的心，更讓他堅定了“經濟救國”的志向。
1941年，懷抱這個夢想的劉國光以優異成績考取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進入經濟學系就讀。當時西南聯大羣賢薈萃、星光熠熠。以經濟學系為例，系主任是哈佛大學博士陳岱孫;徐毓枬教授是凱恩斯的學生，是國內第一個翻譯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學者;趙乃摶教授是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歐美經濟史權威。名師指導配以自由寬鬆的學術氛圍，劉國光如魚得水，廢寢忘食。
他大學時接受的是正統西方經濟學教育，卻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情有獨鍾;他是新中國公派留蘇學習經濟學的第一人，主修計劃經濟，卻是最早提倡“商品經濟”的學者之一;他是市場經濟的熱情鼓吹者，最早構想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卻始終堅持市場缺陷甚多、政府調節必不可少;他是最早論證“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學者之一，但晚年卻把“公平”視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一要務，併為此不懈呼籲……
進入新世紀，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平穩快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對蒸蒸日上的新局面，劉國光既欣慰又有所擔憂。
“我最擔心的就是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劉國光説，現在必須重新考慮“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他説，改革開放之初提這個口號是針對平均主義“大鍋飯”，現在平均主義已經越來越少，而收入差距卻在迅速擴大，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問題。
“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人們所稱的壞的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我們要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問題。”劉國光説。
在劉國光看來，研究成果固然重要，但學者的良知與責任感更重要。
2013年，劉國光90華誕，朋友與同事給他開了一個研討會。在會上，劉國光説：“我這一生沒有什麼大出息。自知不怎麼聰明，自負還算守本分，勤奮以治學，平實以做人。做了一點有益於社會的事情，也是在現代的‘天、地、君、親、師’的培育、薰陶和朋友們的幫助下取得的結果。”他解釋説，所謂“現代的天、地、君”就是馬克思主義宇宙觀和世界觀、科學社會主義以及真正的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