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唐玄宗年號，公元742—756年）以後，唐王朝對西北、西南少數民族的戰爭越來越頻繁。這連年不斷的大規模戰爭，不僅給邊疆少數民族帶來沉重災難，也給廣大中原地區人民帶來同樣的不幸。
上述《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的那段歷史記載，可當作這首詩的説明來讀。而這首詩則藝術地再現了這一社會現實。
“行”是樂府歌曲的一種體裁。杜甫的《兵車行》沒有沿用古題，而是緣事而發，即事名篇，自創新題，運用樂府民歌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難生活。
詩歌從驀然而起的客觀描述開始，以重墨鋪染的雄渾筆法，如風至潮來，在讀者眼前突兀展現出一幅震人心絃的巨幅送別圖：兵車隆隆，戰馬嘶鳴，一隊隊被抓來的窮苦百姓，換上了戎裝，佩上了弓箭，在官吏的押送下，正開往前線。征夫的爺孃妻子亂紛紛地在隊伍中尋找、呼喊自己的親人，扯着親人的衣衫，捶胸頓足，邊叮嚀邊呼號。車馬揚起的灰塵，遮天蔽日，連咸陽西北橫跨渭水的大橋都被遮沒了。千萬人的哭聲匯成震天的巨響在雲際迴盪。“耶孃妻子走相送”，一個家庭支柱、主要勞動力被抓走了，剩下來的盡是些老弱婦幼，對一個家庭來説不啻是一個塌天大禍，怎麼不扶老攜幼，奔走相送呢？一個普通“走”字，寄寓了詩人多麼濃厚的感情色彩！親人被突然抓兵，又急促押送出徵，眷屬們追奔呼號，去作那一剎那的生死離別，是何等倉促，何等悲憤！“牽衣頓足攔道哭”，一句之中連續四個動作，又把送行者那種眷戀、悲愴、憤恨、絕望的動作神態，表現得細膩入微。詩人筆下，灰塵瀰漫，車馬人流，令人目眩；哭聲遍野，直衝雲天，震耳欲聾！這樣的描寫，給讀者以聽覺視覺上的強烈感受，集中展現了成千上萬家庭妻離子散的悲劇，令人觸目驚心！
接着，從“道傍過者問行人”開始，詩人通過設問的方法，讓當事者，即被徵發的士卒作了直接傾訴。
“道傍（旁）過者”即過路人，也就是杜甫自己。上面的悽慘場面，是詩人親眼所見；下面的悲切言辭，又是詩人親耳所聞。這就增強了詩的真實感。“點行頻”，意思是頻繁地徵兵，是全篇的“詩眼”。它一針見血地點出了造成百姓妻離子散，萬民無辜犧牲，全國田畝荒蕪的根源。接着以一個十五歲出徵，四十歲還在戍邊的“行人”作例，具體陳述“點行頻”，以示情況的真實可靠。“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武皇”，是以漢喻唐，實指唐玄宗。杜甫如此大膽地把矛頭直接指向了最高統治者，這是從心底迸發出來的激烈抗議，充分表達了詩人怒不可遏的悲憤之情。
詩人寫到這裏，筆鋒陡轉，開拓出另一個驚心動魄的境界。詩人用“君不聞”三字領起，以談話的口氣提醒讀者，把視線從流血成海的邊庭轉移到廣闊的內地。詩中的“漢家”，也是影射唐朝。華山以東的原田沃野千村萬落，變得人煙蕭條，田園荒廢，荊棘橫生，滿目凋殘。詩人馳騁想象，從眼前的聞見，聯想到全國的景象，從一點推及到普遍，兩相輝映，不僅擴大了詩的表現容量，也加深了詩的表現深度。
從“長者雖有問”起，詩人又推進一層。“長者”，是征夫對詩人的尊稱。“役夫”是士卒自稱。“縣官”指唐王朝。“長者”二句透露出統治者加給他們的精神桎梏，但是壓是壓不住的，下句就終究引發出訴苦之詞。敢怒而不敢言，而後又終於説出來，這樣一闔一開，把征夫的苦衷和恐懼心理，表現得極為細膩逼真。這幾句寫的是眼前時事。因為“未休關西卒”，大量的壯丁才被徵發。而“未休關西卒”的原因，正是由於“武皇開邊意未已”所造成。“租税從何出？”又與前面的“千村萬落生荊杞”相呼應。這樣前後照應，層層推進，對社會現實的揭示越來越深刻。這裏忽然連用了幾個短促的五言句，不僅表達了戍卒們沉痛哀怨的心情，也表現出那種傾吐苦衷的急切情態。這樣通過當事人的口述，又從抓兵、逼租兩個方面，揭露了統治者的窮兵黷武加給人民的雙重災難。
詩人接着感慨道：如今是生男不如生女好，女孩子還能嫁給近鄰，男孩子只能喪命沙場。這是發自肺腑的血淚控訴。重男輕女，是封建社會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會心理。但是由於連年戰爭，男子的大量死亡，在這一殘酷的社會條件下，人們卻一反常態，改變了這一社會心理。這個改變，反映出人們心靈上受到多麼嚴重的摧殘啊！最後，詩人用哀痛的筆調，描述了長期以來存在的悲慘現實：青海邊的古戰場上，平沙茫茫，白骨露野，陰風慘慘，鬼哭悽悽。寂冷陰森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慄。這裏，淒涼低沉的色調和開頭那種人聲鼎沸的氣氛，悲慘哀怨的鬼泣和開頭那種驚天動地的人哭，形成了強烈的對照。這些都是“開邊未已”所導致的惡果。至此，詩人那飽滿酣暢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唐王朝窮兵黷武的罪惡也揭露得淋漓盡致。
《兵車行》是杜詩名篇，為歷代推崇。它揭露了唐玄宗長期以來的窮兵黷武，連年征戰，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具有深刻的思想內容。在藝術上也很突出。首先是寓情於敍事之中。這篇敍事詩，無論是前一段的描寫敍述，還是後一段的代人敍言，詩人激切奔越、濃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匯在全詩的始終，詩人那種焦慮不安、憂心如焚的形象也彷彿展現在讀者面前。其次在敍述次序上參差錯落前後呼應，舒得開，收得起，變化開闔，井然有序。第一段的人哭馬嘶、塵煙滾滾的喧囂氣氛，給第二段的傾訴苦衷作了渲染鋪墊；而第二段的長篇敍言，則進一步深化了第一段場面描寫的思想內容，前後輝映，互相補充。同時，情節的發展與句型、音韻的變換緊密結合，隨着敍述，句型、韻腳不斷變化，三、五、七言，錯雜運用，加強了詩歌的表現力。如開頭兩個三字句，急促短迫，扣人心絃。後來在大段的七字句中，忽然穿插上八個五字句，表現“行人”那種壓抑不住的憤怒哀怨的激情，格外傳神。用韻上，全詩八個韻，四平四仄，平仄相間，抑揚起伏，聲情並茂。再次，是在敍述中運用過渡句和習用詞語，如在大段代人敍言中，穿插“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和“君不見”、“君不聞”等語，不僅避免了宂長平板，還不斷提示，驚醒讀者，造成了迴腸蕩氣的藝術效果。詩人還採用了民歌的接字法，如“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等，這樣蟬聯而下，累累如貫珠，朗讀起來，鏗鏘和諧，優美動聽。最後，採用了通俗口語，如“耶孃妻子”、“牽衣頓足攔道哭”、“被驅不異犬與雞”等，清新自然，明白如話，是杜詩中運用口語非常突出的一篇。前人評及此，曾這樣説：“語雜歌謠，最易感人，愈淺愈切。”這些民歌手法的運用，給詩增添了明快而親切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