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素材】
美國的“防疫不力”與中國的“防疫過度”
美國總統奧巴馬近日簽署公告，宣佈全美進入甲型H1N1流感緊急狀態。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公佈的數據，全美50個州中，有46個州出現大面積甲型H1N1流感，死亡人數超過1000人，其中包括大約100名兒童。
讀了這個消息，我的一些中國朋友開始抱怨美國政府防控不積極，沒采取必要措施隔離病人，致使感染人數激增，而且“輸出”了很多病毒的攜帶者，傳染給了別國民眾。
與一位美國朋友談起此事，他卻很難接受，反倒説中國對與感染者同機或接觸的人實行隔離觀察，有點兒“過度防疫”。“政府怎麼可能去幹涉私人生活呢？”這是他的質疑。當我把這位老美的質疑告訴中國朋友，換來的卻是另一種質疑：“個人怎麼能因為自己的私人生活而損害大家的利益呢？”
對比中美此次防範流感的做法，我們看到的不只是醫療和防疫水平的差別，更是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的不同，而最大的差異就在於，一個更強調集體的利益，更依賴政府的作用；一個更重視個人的權益，更依賴家庭和民間的作用。
在美國，早就有很多人擔心，政府會利用防疫或隔離來侵犯個人權利。因此，在疫情發生時，美國政府往往更多地採取鼓勵人們自覺配合，而在採取強制隔離手段時會特別謹慎，以自願為主。美國的社會輿論也更傾向於強調個人和家庭在防疫時的責任。幾年前，當SARS暴發時，大多數發現感染者的國家都採取了隔離的方式，只有美國是例外。
實際上，美國政府並非不重視，而是隻能按照“美國的方式”來重視這個問題。比如，美國疾控中心迅速地研究出了甲型H1N1流感病毒序列，並傳給了相關國家；在美國疾控中心的網站上，各種各樣的流感信息不僅相當全面，而且更新也非常及時。
美國着名學者喬姆斯基曾經説過：“美國的政治體制是非常有趣的，是與那些工業民主國家完全不同的。這是一個非常崇尚自由的國家。比較而言，這個國家強迫和控制國民的能力十分有限。”
因此，美國政府的“防疫不力”也好，中國政府的“防疫過度”也好，不過是兩國政府根據各自不同的實際情況做出的不同決策而已。它更多反映的是不同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的差異，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不同的政府治理機制的差異。
中美兩國民眾對對方的不同看法反映出，中國人如何看外部世界，帶有中國人看中國社會的深刻烙印，就像美國人、法國人看中國也會帶有他們的宗教觀和社會觀一樣。
一種普遍的看法是，只要中美民眾加深交往，最終就會消除誤解，但在筆者看來，恰恰是因為這種深刻的社會烙印，誤解可能是無法消除的。
【相關評論】
防流感還要多向美國媒體學習
一場重大公共衞生危機，對國家的疾病防控系統是一場考驗，對媒體來説也是一場挑戰。怎麼報道，怎樣讓自己的報道更符合國家利益，更符合民眾利益；既能夠有效地宣傳防疫知識，又不至於造成恐慌情緒；即能保持社會有效的動員力，又能維護經濟的正常運轉，媒體負有重大的責任。
甲型H1N1流感暴發後，美國很快就成了受感染者最多的國家之一，中國也接連出現從美國“輸入”的流感患者。有人抱怨説，美國政府非但沒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其媒體也“假裝看不見”，有關流感的報道只考慮到美國的利益。
這看上去的確是一個問題。美國是世界上醫療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美國人自己可以不擔心，但應當替更多的醫療水平不高，甚至很低的國家多想一想。可這個問題又不是個問題，因為美國政府和美國媒體首先是要為美國人民服務的，也是站在美國利益的基礎上做出決策(報道)的。
從流感暴發至今，總體看來，美國的應對是到位的。季節性流感每年平均造成美國3。6萬人死亡，20萬人住院治療。但是，此次流感到目前為止，僅有6例死亡患者，且都患有其他疾病，並非直接死於病毒感染。奧巴馬總統説得很明白，“我們不能肯定這次流感最終會比我們過去遇到的季節性流感更嚴重……我們將有所準備，但並不需要把所有準備措施付諸實施。”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民眾對疫情也沒有恐慌。在購物中心等人流較密集的場所，人員流動與往常相比沒有太大變化。美國政府在養成良好衞生習慣方面的不懈宣傳收到了一定效果。哈佛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日前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由於疫情的出現，67%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或家人洗手或利用殺菌劑為手部消毒比以前更頻繁了。美國政府乃至普通民眾當前對流感疫情的基本態度是“謹慎樂觀”。
這就是美國的實際，美國主流媒體並沒有“假裝看不見”這樣的實際情況。相對於平時每年的季節性流感出現，美國媒體此次的報道是相當充分的。相關報道也基本到位，沒有過多的渲染和炒作，可以説是盡到了美國媒體應盡的責任。當然，我們可以從我們的或者世界的角度來看，認為美國媒體做得很不夠，但這種做得不夠恰恰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至於有評論以美國媒體當年對中國“非典”的高度關注來做對比，那就更能説明問題了。只要翻一翻當年美國媒體的報道，就會清楚，它們的關注點並不是“非典”及其疫情本身，而是所謂的“信息透明”問題。可以説，那是一種符合美國利益和美國媒體運作準則的“政治性關注”。
一場重大公共衞生危機，對國家的疾病防控系統是一場考驗，對媒體來説也是一場挑戰。怎麼報道，怎樣讓自己的報道更符合國家利益，更符合民眾利益；既能夠有效地宣傳防疫知識，又不至於造成恐慌情緒；即能保持社會有效的動員力，又能維護經濟的正常運轉，媒體負有重大的責任。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對美國媒體還是應當多一些觀察和學習。
甲型流感美國“只滅火不防火”必付代價
隨着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發展，美國確診病例達4714例，大大超過墨西哥3648例，成為全球頭號疫情感染國。但令人回味的是，美國對此似乎並不緊張，表現相當寬鬆。媒體評論稱，美國採取的“只滅火不防火”的方式。(5月21日中新網)
自從世界衞生組織把對甲型流感疫情提升為5級警告後，世界各國都在積極控防應對，可據媒體報道美國表現卻相當寬鬆：先是美國一些高官還對世衞組織對新型流感的“過度防衞”提出“置疑”，倡導要“放鬆”。接着美國衞生疾控部門於前些天斷然取消疑似案例統計，稱疑似病例統計沒有意義；紐約市長彭博公開寬慰人們，戴口罩是“不必要的”——而戴口罩是防止呼吸道感染的有效措施；此外，紐約政府早前就鼓勵學校復課，無疑又對疫情傳播提供“宜人”的空間。美國“只滅不防”的代價就是成為全球甲型H1N1流感確診病例頭號國，筆者認為，這是給了美國的“寬鬆”措施一記響亮的耳光！
對甲型流感美國表現相當寬鬆似乎理由有二。一是美國人從經濟的角度出發，保護剛剛有所恢復的因金融危機把帶來的傷害。實事求是講其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寬鬆”的代價，受傷的卻是更多的“普通的民眾”。二是美國是十分推崇個人自由的。在美國，人們視醫學隔離為侵犯人權的一種行為。講人權、講自由沒有錯。問題在於，何謂真正的人權，真正的自由？其實，保護人權與對傳染患者實行醫學隔離是兩碼事。在防控傳染病期間，保護人權，首先就要保護公眾的身體健康。離開保護公眾身體健康安全，談人權是毫無意義的。
正如世界衞生組織駐中國代表處新聞官陳蔚雲所述：甲型流感作為一種新病毒，沒有人能確切地知道它的毒性到底有多強，傳播途徑到底是怎樣的，所以，在它被研究清楚之前，採取任何能想得到的防控措施都是可以理解的，現在説反應過度為時尚早。眾所周知，對於甲型流感防控工作，“控”是被動應對，“防”才是主動戰術，如果將應對甲型流感比作一場戰爭的話，“防”則有可能取得戰略上的有利位置。
美國“只滅不防”的教訓，警示世人：在重大公共衞生事件面前，我們的心態可以“放鬆”，但是措施絕不能“寬鬆”！
甲型流感疫情防火的中國和滅火的美國
因為曾經遭受過非典肆虐的緣故，北京對流行病毒的危害有着切膚之痛，所以對於甲型H1N1流感疫情防控有着深刻的認識。自4月30日啟動應急預案後，所有相關資源系統——衞生、檢疫、旅遊、公安……全部迅速在程序上運行，北京用行動“編織”了一張嚴密的防禦大網嚴陣以待，防控甲型H1N1流感疫情。這本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沒成想，卻惹來大洋彼岸的美國官員的各種無端的指責：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專家李成説：“中國需要避免過度反應。”美國塞頓霍爾大學全球衞生問題研究中心主任黃延中説：“中國現在採取的行動表明，它未能區分致命性病毒與可傳染性病毒的不同之處。”美國言行一致，相當寬鬆地面對甲型H1N1流感，儘管他與甲型H1N1流感的發源地墨西哥只有一鄰之隔。不僅如此，美國媒體還得意洋洋地稱，美國採取的措施是“只滅火不防火”。
美國“只滅火不防火”固然大大得益於其發達的免疫防疫與醫療救治體系，同時也有綜合因素的平衡，包括面對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與衰退的經濟形勢；而且，美國是個小政府大社會的結構，各個州都有自己的法律，美國政府不能任意對各州發號施令，這種行政無奈加劇了新型甲型H1N1流感在美國全國的爆發流行，使之成為世界上的新型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最大輸出國，禍及全球。
指責中國“防衞過度”的美國很快就在甲型H1N1流感面前演出了一場滑稽劇：先是美國一些官員官對世衞組織對新型流感的舉措提出“過度防衞”的“置疑”，倡導要“放鬆”。接着美國衞生疾控部門斷然取消疑似案例統計，稱疑似病例統計沒有意義；然後紐約市長彭博公開聲稱，戴口罩是“不必要的”……一系列舉措之後，我們看到了什麼呢？看到了在墨西哥爆發的甲型H1N1流感在美國達到高潮，美國的確診病例在5月下旬就超過了墨西哥，成為全球頭號疫情感染國。甲型H1N1流感在充分表現自己強大的傳播能力的同時，狠狠地給了美國的“寬鬆”政策一個教訓。
我們知道，甲型流感是一種新型的病毒，沒有人能確切地知道它的毒性到底有多強，傳播途徑到底是怎樣的，所以，在它被研究清楚之前，採取任何能想得到的防控措施都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正如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所説的那樣：“我們並不是在過分誇大疫情，但如果因為我失誤了而未做準備，那麼我就是失敗的。我寧願過度準備，也不願不準備。”對於防護疫情，“滅”是被動應對，“防”才能佔據主動，如果將應對甲型流感比作一場戰爭的話，只有先“防”好，才可能取得戰略上的有利位置。
面對疫情，北京所採取的防控措施利己利人，不僅保證了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而且也贏得了世界的尊重。世衞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認為，疫情暴發後，中國政府發揮了強有力的領導作用，防控措施積極有力。該組織駐中國代表韓卓升也認為，中國的反應是“正確”且“透明”的。這一切都證明，北京“過度防衞”不僅是應該的，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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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差異
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她包含一個民族長期積累形成的深層的心理積澱。説到兩個民族思想與行為的不同，如果透過現象看本質，實際上就是兩種文化的不同。由於文化的不同，會產生思維模式的不同；由於思維模式的不同，又會產生行為方式和社會關係的不同。就像兩個不同的根系，會生長出兩棵不同的大樹一樣。中國與美國無論在哪一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異，要理解這些差異，首先要理解中美兩國文化方面的差異。中、美文化差異，主要表現在中、美文化的幾個特性之上。
一、中國文化的古老性與美國文化的現代化
中國文化有着幾千年的歷史，這古老的歲月本身就具有無盡的財富，文化也同名勝古蹟一樣，時間愈久遠，便愈具有無以倫比的價值。然而她也像一棵千年古樹，一方面根深蒂固，枝繁葉茂；一方面又含有一些枯枝敗葉。中國的先哲們給後人留下了豐美的歷史寶藏，也留下了沉重的歷史包袱。你望着這棵遮天蔽日的參天大樹，你會為她的蒼勁美麗而折服，你也會想象有多少歲月神奇的祕密藴藏其中。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是深深植根在中國這片土地之上的，她已不可能被移植，中國的一切現代文明都只能在這棵大樹上進行嫁接而成；考慮中國的任何事情，都離不開歷史這個無形的手對現實的影響。中國的社會關係也就好比這棵大樹的根系，樹越古老，根系越繁雜。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形成的理論基礎，對中國的社會關係具有不可抗拒的影響。
而美國只有兩百年的歷史，美國的文化，是一羣現代人，按照現代人的意志和思維模式構建起來的一座現代文明的宮殿。美國人沒有豐富的歷史寶藏可挖掘，但也沒有沉重的歷史包袱去承受，美國人完全在按現代人的需要去創造科學，創造財富，創造民主的社會制度。美國的人際關係也是按現代人的標準建立起來的。美國發達的商業文化、科學技術是其現代文化的突出標誌。
二、中國文化的民族性與美國文化的多元化
中國漢族佔總人口的90％以上，其他56個少數民族在膚色、人種上也與漢族基本相似，因此中國可以説是一個單一人種和單一文化的國家。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形成了中國文化的主體，尤其是儒家文化，對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的影響佔有統治地位。中國文化具有強烈的民族性。
而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人口構成極為複雜，世界各國的人才在這裏羣英聚會，各種文化交相輝映，形成了各種民族、各種文化的大熔爐。因此美國的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點，並且帶有強烈的時代氣息，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三、中國文化的政治性與美國文化的經濟性
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大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兩千多年來，要統治這樣一個地域如此遼闊，人口如此眾多的大國，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統治失調，就意味着國家分裂、諸侯紛爭、戰亂不休。因此，自古以來，穩定和統一，一直是中國歷史上的兩件大事，政治是統帥，集中統一是靈魂。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古代社會上層建築中的一系統，與上層建築中的政權統治形成相輔相成之勢，儒家文化中含有大量的關於教育統治者施仁政，教育百姓遵守倫理教化等方面的人文科學，中國古代社會一直重農輕商，重文輕商，科舉制度使文化與政治密切相連，文化中帶有很強的政治性。貫穿在社會關係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有很強的政治色彩。
而美國是一商品經濟極為發達的國家，文化具有濃厚的經濟性，與經濟建設相適應的科學、技術、經濟管理等文化佔有很高的地位。而好萊塢電影、迪斯尼樂園、麥當勞快餐等等發達的商業文化更是受世人矚目。美國的人與人之間關係，也帶有濃厚的經濟色彩，親兄弟明算賬。
四、中、美兩國主文化與亞文化之間存在的差異
很多探討中美文化差異的文章都指出中國文化注重集體主義，美國文化注重個人主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使我們產生困惑。生活在中國社會中，我們會發現，許多人個人主義思想也很嚴重，缺乏團結的現象時有發生；而當我們來到美國，卻發現很多的美國人很關心社會和集體。有人做過這種觀察，一羣美國人開大會，會前不同觀點會展開很激烈的爭論，但一旦會議主題決定了，大家就會安安靜靜地一起開大會；但一羣中國人在一起，卻往往是上面開大會，下面開小會，各自為政。關於這個文化與現實的差異問題，我們從社會學中找到了答案。一個社會中，不僅有統治階層所推行的正統的主文化，也有在民間流行的亞文化。亞文化往往是對於主文化的一種逆反，一種對立和統一。由於中國文化過分宣揚國家和集體，輕視個人，所以民間社會的亞文化又使個人利益得到補充，得到平衡。美國過分地宣揚個人主義，人們不滿足於彼此隔閡，彼此冷漠的現象，又重新回到互相關心，熱心公益事業的和諧的社會關係上來。由此我們知道，要想真正地瞭解一個國家，不僅要從書本上了解他的主文化，還要到那個民族中去生活一段時間，從民間去了解那個民族的亞文化。另一方面，在人的本性上，有些東西是人類共有的，如個人主義思想，在美國是得到公開承認，而在中國卻被加以批判，但不管你怎麼否定，它卻是深藏在人們心底的。就像中國古代宣揚禁慾主義，但不管你怎樣宣揚，男女相悦卻是怎麼也不能從人們心底抹去。
五、中國文化的兩極性與美國文化的多極性
中國古代哲學非常注重陰與陽的辯證統一，認為世界萬事萬物都是由陰陽兩極組成的矛盾的對立統一體，如：上與下、左與右、正與反、內與外、男與女等等。中國的儒家文化與佛、道文化也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兩極性。儒家文化主張積極進取，而佛、道文化主張消極避世，組成了矛盾的對立統一體。中國古代的許多知識分子在青年時期往往尊奉儒家文化，奮發圖強；當仕途多有磨難，到了晚年時又遁入佛、道文化，從佛老思想中尋求內心的安寧。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雲梯，激勵着仁人志士們努力攀登，去摘取事業的果實；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張安全網，有人從雲梯上跌落下來，就有這張大網將其接住。因此儒家文化與佛、道文化這兩極文化對立統一、相輔相成，形成了一個穩定發展的中國文化系統。
而美國是一個多種文化兼容幷蓄的國家，不僅有英國文化、法國文化，還有西班牙文化、墨西哥文化，以及中國的儒家文化和佛、道文化，等等。美國的文化不是兩極，而是多極，提供給人們更多的選擇機會。
六、中國文化的內向性和美國文化的開放性
中國屬內陸國家，中國文化就是在這大片的土地上發展起來的一種內陸文化。中國自古以來不斷遭受外族侵略，因此不斷地修築長城，閉關自守。受此影響，中國文化也演變成了保守的陸地文化，自成體系，對外來文化有很大的排他性。從清朝的戊戌變法到今天的改革開放，每一次打開國門，都要付出艱辛的努力。中國文化不斷地同化着外來文化，卻從來不被外來文化所同化。就連接受西方文化最徹底的台灣、香港、新加坡來講，也並沒有完全西化，而是仍然保留着許多儒家文化的傳統。然而，與正統文化相對立的是，開放式的中國民間文化卻是以敞開的胸懷迎接着外來文化。好萊塢電影、麥當勞快餐店、西方哲學思潮，等等西方文化，無不是藉着中國民間文化的東風吹遍了中國的村村落落。
美國的主流文化源於歐洲，是一種開放型的海洋文化。而美國的民主與法律制度又保護了美國的文化自由發展，不受政治的打擊和控制。加上美國每年招收大量的外國學生與學者，同時也帶來大量的不同文化與碰撞。美國對於各種外來文化兼容幷蓄，吸收其中優秀部分以使自己變得更加豐富。
七、中國儒家主文化與美國基督教主文化
中國是以儒家文化為主流文化的國家，儒家文化注重家庭關係，宗族血統，中國古代家庭關係的兩大特點是，第一，講究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父母管教孩子，孩子孝敬父母，二者不可逾越。第二，以親情、血緣為紐帶，由此延伸到社會，講究朋友之間以兄弟相稱，四海之內皆兄弟，講哥們義氣。
美國是一個以基督教為主流文化的國家，大部分美國人信教，相信上帝。按基督教義，無論什麼人，都是上帝的兒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家庭，只是替上帝撫養孩子的場所，因此，即使是父母，也不能隨意打罵自己的孩子，否則，將會受到法律的追究。基督教講究博愛，在人與人之間關係中，也體現了這一價值觀。
八、中國文化的統治性與美國文化的大眾性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個中間小，兩頭大的社會。即中產階層佔少數，統治階層與普通大眾佔主體。而統治階層又駕馭普通大眾之上，對於文化具有絕對的影響力，中國傳統文化充分體現出統治階層的利益。
美國是一箇中產階級佔多數，中間大，兩頭小的社會；美國文化充分體現了中產階層的利益。加上嚴密的民主與法律制度，使普通大眾得以自如地參加文化的構建。因此美國文化表現出濃郁的大眾性。
九、中國文化的人文性與美國文化的科學性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儒家文化中又以倫理道德為主體。倫理道德與詩詞歌賦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兩條主線。倫理道德注重於社會關係的協調，詩詞歌賦注重於情感的宣泄，因此在中國人的傳統思維和性格中，自古重人文、重情感。
美國人以歐洲移民為主體，人數最多。因此美國文化是在歐洲文化基礎上發揚光大的現代歐美文化。歐洲文化的重理性、重科學等特性在現代美國文化中也有所繼承。美國人協調社會關係用法律，而不是用人情；美國人熱愛科學，相信實力，以發達的科學技術和雄厚的經濟實力向世人説話。
瞭解了深層次的文化差異，再看彼此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方式，就會有一種撥開雲霧見天日的豁然開朗之感覺。因此研究中、美兩國文化的差異，有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彼此的社會和社會關係，有利於增進雙方的理解和交往。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通過差異的對比，認清自己的不足，吸取他人的優點，在交流與學習中取長補短，發展自身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