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人60年的看病生涯，人們的焦慮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很多人懷念改革開放前的“公平”，其實那卻是最不公平的年代，城鄉差別、幹羣差別就是橫桓在病人之間巨大的鴻溝；後30年，醫療號稱走向了“市場化”，市場化的特點本來是豐富的供給和競爭帶來低價，但我們“市場化”以後，“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反而更突出了。
建國初期：低水平的醫療全民覆蓋
假如你生活在農村
在建國初期，假如你沒有參加初級農業合作社，你得自費找村裏的私人醫生看病，花費不小。不過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隨時農業合作化在全國的普及以及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看病也成為了“集體化”的一部分，公社普遍建立了合作醫療制度，將原先的私人醫生“收編”，同時培養一大批“赤腳醫生”組成基層衞生組織，而公社福利基金和社員自籌則是兩大資金來源。這時，你大約只需繳出每年收入的0。5%到2%，就可以享受到免費的基本醫療服務。
農村醫療合作制度有不少好處：第一，你不需要長途跋涉到縣城去治療一些小病；第二，村社的公共衞生、疾病預防工作得到改善。因為公社為了減少對社員醫療費用的支付，往往對開展羣眾性衞生運動極為熱情，同時對社員進行衞生教育和密切的觀察，以免日後生病耗費公社資金。有趣的是，當時一些公社為了出於成本考慮，還在自村的地上大規模種植中草藥。第三，當然，這是至今令很多人津津樂道的好處：那時看病基本不花錢。
假如你生活在城市
假如你生活在城市，那就有福了。根據當時的政策規定，在企業工作的人，可以享受勞保醫療制度，包括疾病、養老、生育、傷殘、死亡。你不需要出一分錢，費用完全由企業包辦。不過，這還要分情況來看，假如你是在全民所有制企業工作，則完全享受到免費服務；假如你是在城鎮集體企業，那就只能“參照執行”；假如你不是任何企業職工，而是某個企業職工的親戚，也可以享受勞保醫療制度，不過福利減半執行。
當然，最有福的還是政府公務人員、殘疾軍人、科研人員、學生，其醫療經費由各級財政在預算內安排，無論是門診還是住院，都可以用公共醫療費用支出。有統計表明，在公費醫療保障制度建立之初，能享受到這項福利的，只佔全國人口的2%。
60、70年代：“看病難”一樣存在
假如你生活在農村
80年代“醫療市場化”改革伴隨着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凸顯，所以，很多人開始懷念改革開放前那個國家包辦一切的時代。其實，在那個時代，看病不貴，可是一樣有看病難問題。
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有待完善的地方也很多。假如你生的不是感冒咳嗽之類的小病，那就麻煩了。因為社隊缺乏技術設備，“放下鋤頭拿起針頭”的赤腳醫生可能對你的病無能為力。因此，你不得不到縣城醫院裏去接受治療，又因為你是農民，無法享受當時城裏人的勞保醫療和公費醫療，所以，你還得支付掛號費用和部分醫療費用。然而，這部分醫療費用就會給公社的資金造成巨大壓力，因此，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往往對這種送縣治療的病人名額進行限制，同時，公社裏的赤腳醫生往往擔任把關人的角色，由他們來決定病人是否需要進一步治療，誰可以去縣城，誰不能去。不難想象，可能被別人剝奪看病的權利，感覺並不好受。
另一方面，在60年代以前，中國醫療資源也是向城市傾斜的。新興的醫療設備、新培養的醫務人員、衞生部的資金，都主要流向城市。這必然造成加劇農村合作醫療體系的低水準。直到1965年，毛澤東批評衞生部“不是人民的衞生部，改成城市衞生部或城市老爺衞生部好了”之後，醫療人員和設備大規模下鄉運動才開始展開，但赤腳醫生的醫療水準仍然極為有限。
假如你生活在城市
生活在城市裏的你會在1965年之後發現，原來的福利減少了。這一年，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公費醫療制度應做適當的改革，勞保醫療制度的執行也應做調整。這一指示的背景是，50年代以來政府大包乾式的醫保制度，由於制度不完善，造成了大量的浪費。
如果你享受公費醫療，從此開始你必須自行支付掛號費、原先免費的營養滋補品也更難得到了。如果享受的是勞保醫療，情況還更糟糕一些，因為掛號費、出診費、營養滋補費都必須自行負擔，以前完全免費的治療費，也必須自己承擔一部分。
最慘的還是沒有享受這兩項保障制度的普通民眾，那個時候，就有人大代表在人大會議上反應這部分人羣看不起病、吃不起藥的問題。後來，國家連續三次下調藥品和醫療服務指導價格，並將這部分人納入了保障體系。
對於生活在城市的你來説，自付比例的增加可能微不足道。但更重要的是，你會發現你看得起病，但沒法看病。計劃體制下的醫療機構缺乏創造力，到了70年代末，多數醫院的設備和技術已經無法滿足民眾的要求，比如在70年代末，我國每千人醫院病牀數為1。94，平均每千人口醫生僅為1人，新設備更是緊缺。而恰巧在這個時候，我國的各種慢性病開始大量出現，如心腦血管、惡性腫瘤、精神性疾病等。這大大增加了醫療服務的複雜性。
改革開放後：異化的市場化改革
假如你生活在農村
當城市裏的人們還在以國企身份為榮時，中國經濟制度改革已悄然從農村起步。這個時候的你，既能感受到包產到户到來的好處，同時，也會明顯地發現免費或廉價的公共醫療服務減少了。人民公社瓦解，合作醫療亦漸漸消失，到1989年，有合作醫療的行政村從1976年的90%減少到4。8%。隨之而來的結果是，鄉村醫生一下子斷了收入來源，紛紛轉行，或者承包衞生所。這時候你會發現原來公社裏的赤腳醫生，變成了生意人。你還會發現，原來屬於福利的各種疫苗注射，也漸漸開始要付費了。
市場化過程中，政府公共責任的抽離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有人説，儘管醫療費用在增加，但農民的收入也在增加，然而這並不能代表農民的真實感受。在1990年到1999年，如果你的收入能趕上全國農民的平均水平，那將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長了2。27倍，但可惜的是，同期每人次平均門診費和主要費用，卻分別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長了36。2倍和5。17倍。
在這種情況下，你會理性地去不管那些感冒之類的小病。有調查數據説明，“一般小病不上醫院、不吃藥”的比例達到75。3%。58。6%的農民認為普遍存在着“由於家庭成員有病在身導致生活困難”現象。
假如你生活在城市
城市裏的人們比農村更晚地感受到醫療體制的變化，然而這種衝擊仍然是劇烈的。假如你在老國企工作，這種感覺更明顯，改革開放以後，很多單位開始自負盈虧，原先龐大的勞保支出，成了單位領導們需要重點削減的對象。你開始意識到：不會再有免費的午餐。更不幸的是，隨着企業的破產改制，更多的國有企業員工失業、失去醫保。從90年代開始，醫保的覆蓋率在城市開始大幅下降，1993年是53。73%、1998年是42。09%。
一方面是醫療保障減少，另一方面，看病費用開始越來越貴，看病越來越不方便。
從1985年的“醫改元年”開始，政府對公立醫院實施“給政策、不給錢”的改革，促使醫院自負盈虧。1992年，經歷低潮的市場經濟改革再次加速，“醫療市場化”同時提速。但真正醫療市場化需要的競爭和保險監督機制卻一直缺席，衞生部門也是醫院的直接上司，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而民營醫院遲遲進不了社保，對營利性醫院徵收高額税收，這都使得社會力量不敢進入醫療行業與之競爭。更重要的是，醫療關係天然具有信息不對稱性，西方在保險公司和醫院之間已經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均衡博弈機制，而中國目前沒有人來為患者的經濟利益守門，這讓很多人一進醫院，就覺得成了待宰的羔羊。
結語
在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的情況下，究竟是醫療服務的價格便宜更重要呢，還是精湛的技術水平更重要？這個問題也許也涉及到我們對“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醫療體制的評價。根據經濟學家的一項調查，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是，人在不生病的時候寧願醫療水平落後一點，只要便宜，生病的時候寧願價格貴一點，只要醫療技術更好。
醫療體制也許是作為一項永遠的缺陷而存在的，沒有一個國家完美的解決這個問題。但總體上來看各國都呈現出兩個特點，第一是醫療服務的供給方（醫院、藥廠）實現充分的市場競爭，第二是購買方（病人）得到更多補助，雖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各國的政府支出在全民醫療總費用中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也是不爭的事實。但如果既不放開醫療市場的競爭，又捨不得為老百姓的治療買單，那麼不管是宣稱要“逐步取消藥品加成”也好，要“醫院實行收支兩條線”也好，都是捨本逐末，老百姓仍然只能買點抗生素回家，自己的病自己看。
中國人看病最不貴”是混帳話還是事實？
從“紅包有理論”到“醫生弱勢論”，看慣了醫生羣體為自身利益辯護的新聞，可辯護歸辯護，但大多都承認了這樣一個基本現實：不斷上漲的醫療費用確實讓國人不堪重負，中國人看病確實偏貴――可如今竟有人連這都不承認了，廣州市政協委員、衞生局副局長曾其毅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稱：“走遍全世界，中國看病最不貴”。
他認為看病貴感覺主要源於價值觀問題，看個感冒花100多元錢就覺得貴，是對生命和醫療技術的不尊重。修一個人一百多覺得貴，喝次茶花上百、換個汽車零件要幾千卻沒人覺得貴。(2月19日《新快報》)
拿“看病”類比“換汽車零件”，將“修”人與修汽車比，這個比較確實很新奇，但卻非常蹩腳，純粹是一種偷換概念的詭辯。一方面，兩者並沒有多大的可比性。也學着曾委員做個類比，農民“修”地球日曬雨淋那麼辛苦，一年才幾百上千元收入，怎麼不與農民比呢？航天器修一次需要耗費成百上千萬元，又怎麼比得了？這世上很多價值是不可通約、無法比較的。另一方面，確實有很多人喝茶花上百、換汽車零件要幾千不嫌貴，可那很大程度上是少數人的消費，而生病卻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與那些奢侈品不一樣，醫療是一種生活必需品，生重病了不看病就會失去生命。既然是必需品，人們對價格的感覺當然會非常敏感，所以政府必須儘可能維持這些公共必需品的低價，儘可能讓每個人都消費得起。
評價一個國家民眾的醫療負擔重不重，看病貴不貴，不應漫無邊際、胡攪蠻纏地拿修人與修車比，而應該拿醫療消費的增長與工資增長比，拿平均門診費用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看人均醫療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例，這才是理性的參照物，也是國際通用的比較框架。實際上，中國當下“看病難看病貴”的公共認知和社會感覺，並不是想當然的感覺和觀念問題，而正是源於公眾對這些客觀數據的理性比較。保全性命和重視健康是人類最基本的價值需求，這方面中國人並不比外國人差，但生命最珍貴，並不意味着人們可以忽視治病的成本和代價。
曾其毅説，看個感冒花一百多元錢就覺得貴是對生命和醫療技術的不尊重――這顯然也屬奇談怪論，怎麼能以花錢多少來評判尊重與否？生命是無價的，醫療技術的最高尊榮正體現在治病救人上，醫者放棄了對這種職業尊榮的追求，以金錢度量技藝尊嚴，見錢才動手術刀，這才是對生命和醫療技術最大的不尊重。請問，患者看個感冒願花多少錢，才顯得尊重自己的生命和醫生的技術？正像虛榮的女人喜歡以丈夫所送鑽戒的大小，來衡量愛的程度一樣，這是一種變相的綁架。
曾其毅還提到，在中國，專家門診的診金是7元，但是國外要請一個醫生看病，診金是300元――這也是在故意混淆概念。中國醫院的門診確實不算高，但門診費只佔人們醫療支出的很少一部分，醫院並非靠門診賺錢，而更多是靠開大處方、過度檢查和賣藥賺錢，公眾常説的“看病貴”正在於此。請問，如今有幾家醫院和幾個醫生是靠那7元的診金贏利？而且，曾其毅只比較了中外的門診差距，而沒有比較中國人與外國人巨大的收入差距，也沒比較國內巨大的收入差距。
寫到這裏，突然想起了曾其毅委員的身份――廣州市衞生局副局長，一個既有醫療體制的受益者，站在本羣體利益立場上自然不會嫌看病貴，越貴對自己越有利。而且曾副局長以其領導身份，看病肯定是用不着自己花錢的，一個看病從不掏自己腰包的人，當然不會切身感覺到中國的看病貴。又想起衞生部某高官曾經披露過的一個數據：我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羣體服務的。許多地方局級以上領導幹部，都持有三級醫院的幹部醫療卡，不但打針吃藥，連住院吃飯都用不着自己掏錢，每年還可以享受攜帶家屬的“療養”，有專門的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和度假村。享用着這麼多的醫療費用，享受着這麼周到的醫療服務，當然感覺“看病最不難最不貴”了！
中國人看病貴不貴
最近廣州市的一個任衞生局副局長的政協委員發表了一個觀點，就是他走遍全世界，還是中國看病最便宜。這番談話被傳播後，在各類媒體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的對這個觀點大加指責，有的則認真對談話進行了解讀。我們姑且不論這個談話的根源和出發點，也不探討這個觀點的是與非，而是站在普通公民的基礎上，看看我國看病貴不貴。
“人吃五穀雜糧，那有不生病的”這是古話，流傳千年。“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這也是至理名言。也就是説，作為人來講，生病是當然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人或多或少都會有個小病小災的。得了病就要看，這也是最普通不過的事情。説到看病就不能不提看病貴與不貴的問題。因為，在我們目前的情況下，看病總是要付出金錢的。還有所有的人都可能生病，這又涉及到整個社會的民生問題。對這個問題進行必要的討論也是必須的。
中國人看病到底貴不貴，不是用一句話就能説清的。過去，有的人説，有些外國人得了病就到中國來治療，因為中國的醫療費用低。這句話説得也許是正確的。反過來，如果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得了病很少有到國外去治療的。大家要注意了，我在這裏説的是，普通的中國民眾。還有要注意的是，我們所説的國外，主要是指發達國家，而不是發展中國家。更不是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對這個問題就有比較了，如果一個人在上海或廣州這樣的發達城市取得了較高的收入的話，如果到落後地區地消費，那就可能是很闊綽了。如果你在欠發達地區有了普通的收入，你到上海或廣州等城市去消費則可能是有點拮据了。
我舉上面的例子來説明一個問題。我們的生活水平的高低是和地區有差異的，是和人民的收入水平是有差別的。我們因此不能簡單的説，中國的看病不貴。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地區的發展又有東部沿海發達的城市和地區，也有西部的待發展的地區。既使在東部發達的省份，從個體上有的收放較低，有的收放較高。此外，我們國家還有城鄉差別，雖然這個差別正在不斷縮小，但畢竟我們還存在着差距。而在城市內也存在着低收入家庭。在我們目前的狀況下，有較高收入的富裕階層在整個國家的來講，還不能佔絕大多數，佔大多數的還是更多的收入不多的普通家庭和人羣。説中國人的看病貴與不貴還得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上觀察。
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去觀察，主要還是要站在中國的農村人口來觀察，中國現在有八億農民，他們才是中國的最普通的人羣的主要組成分。近年來，隨着國家的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民的收入普遍增加了，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在農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人數也是不在少數。在農村，國家實行新農合，這對農民的看病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這仍屬於初級醫療保健階段。如果是得了大病之後，對農民仍是一個很大的負擔。除了小孩子外，現在在農村，小病不看，大病等，重病拖的現象還是比較多的。不是他們不想及時的治療，還是一個經濟收入低的問題。有病不進行積極的治療，這與醫療費用高是有關係的。
對廣大農民而言，醫療費用高，不單是指在醫院就醫的費用，還有就是生活費和差旅費是有關係的。眾所周知，在我們國家農村的廣大地區，基層社區服務從技術和實力上來看，也僅是起來基本的醫療保健作用。人們得了重症後，大多還得到地市一級以上的醫院去治療，這在無形中，就增加的患者的負擔。
有人説，中國人的治療費用不高，原因之一還是説中國的門診費用不高，在中國既使在最頂級的醫療，最頂級的專家的掛號費也是不高的。摺合成美元來講，也就是十來美元。和國外的專家診療費用來比，還是很低的。但是，中國目前的醫療機構大多是以藥養醫的。藥品價格的持續走高，是整個醫療費用難以降低的主要原因。從目前的情況下，作為醫療部門來講，藥品的收入是其主要來源之一。這不光是醫院的原因，還有一些藥品的生產和流通有關係，如果藥品的價格低的話，生產領域的利潤就會降低，一些企業主要還是想生產利潤高的一些藥品。這些也是患者負擔過重的原因之一。即使是參加醫保的人員，醫療保險部門對用藥的控制也是嚴格的，對一些貴重藥品的報銷也是嚴格控制的。由於治療的需要，一些貴重藥品，仍屬患者自費的。
再一個就是，目前的我們國家的醫療機構的設置還存在着一些問題。，在我們國家，公立醫院仍是主要的醫療機構，而大部分醫療資源和人力資源仍然集中在公立醫院。而這些公立醫院，不分收入的高低是一律對待的。也就是説，是不分患者的收入的多少，而治療方式和收費是一樣的。這既存在着高收入者，得不到其所需求的服務，而對醫院產生不滿情緒。而對低收入人羣來講，有些治療的則顯得有些經濟壓力了。比如，現在的一些大的醫院，在病房裏的設施相對較好。這些雖好，但仍不能滿足高收入人羣的需要，而收費相對較高的擁有獨立衞生間，有彩電的病房對低收入人羣來講則是一種負擔了。
再就是，大家常説的，社會共濟制度還不健全。現在這養老金方面大家的認識已逐步明確。對養老金的繳納大家普通都有了共識。但對醫保方面大家的認識還不是很足。特別是對大病救助等方面的認識還不到位。還有對社會商業醫療保險的認識還更為不足。這主要還是對大病的準備不足。大家都還有一個普遍僥倖的心理，認為災難還不會降臨到自己頭上，諱疾忌醫的思想還仍然存在。當然，這主要還是收入水平較代的原因。如果，我們健全了醫療求助的良好的社會機制，當大病出現的時候，也不會措手不及。也不會使自己的經濟水平受到太多的影響。當然也不會談論醫療費用高，看不民病的問題。
我們談論看病貴與不貴，主要的還是應占在大多數人的立場上，主要還是要看，人們的收入水平，醫費用佔整個收入水平的比例上。然後，找出切實可行的方法，使人們更好的享受醫療保健。
還是祝願我們的人們都身體健康，人們的預防保健增強，有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少生病，不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