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座內陸城市，怎麼讓海運掌控了生命線？這個有點八卦的命題，不免讓人心生蹊蹺。
蒙古人忽必烈繼位後，於至元九年遷都北京，定名大都。不過他也為自己出了一道極為棘手的難題：初為統轄大江南北的國家首都，人口由十幾萬暴漲至80萬，最迫切也最難解決的就是“吃飯”問題。而大元朝廷每年的糧賦收入1211萬石，有1000萬石來自江南。
如何把巨量的糧賦運到北京？這讓忽必烈頗為抓狂。他的視野終點絕不只是北京城，他夢寐以求的是讓蒙古馬靴把整個世界的版圖都踩在腳下。但他必須有一個穩固的起點，一個沒有後顧之憂的立足之處。
元代海漕進京航線圖元代海漕進京航線圖
忽必烈一方面緊急修建以大都為中心，遍佈全國的驛道交通網絡；一方面命水利專家郭守敬疏通京杭大運河，並在京城內開鑿通惠河，讓南來的貨物直接運抵皇宮牆外的積水潭。然而如此大動干戈，每年調運進京的糧食也不過二三百萬石，難以填飽獅虎之腹。
百般無奈時，有人提議走海運——這是僅剩的一根救命之草。
海盜救了大元帝國一命
中國的南糧北運，歷代皇帝都不敢打海運的主意。那片神祕莫測的海域，每個漩渦、每片波浪，都是噬人的陷阱。礁石林立，氣候暴戾，加之缺乏足夠適航的海船和水手，而更讓人們談虎色變的是海盜猖獗。
忽必烈決定鋌而走險，命令羅壁、朱清、張瑄三人不惜一切代價開闢出一條海上航線，後兩者恰恰都是江湖上沒人敢惹的海盜！以夷制夷，這是忽必烈重構中國秩序的另一個支點。朱清是崇明姚沙（今上海市崇明區）人，原系楊氏家奴，因不堪虐待，殺其主而避跡海上，與張瑄（今上海嘉定區人）結夥販賣私鹽，後來共同淪為海盜。他們稱霸海疆，對海上航道爛熟於心。
三人受命後立即在上海製造平底海船60艘，這是針對黃海沿岸沙多灘淺的特點，繼而又招募一批漕丁漕夫。忽必烈為鼓勵船隊，每人按一户5口計算髮放口糧。
至元十九年，“海盜們”開啟了中國海上漕運史前無古人的冒險之旅。如此龐大的船隊，要跨越東海、黃海、渤海三大海域，長距離且陌生的海途，即使朱、張二人也感覺是凶多吉少。海運船隊馱糧46000多石自平江（今江蘇省崑山市）劉家港（今江蘇太倉縣瀏河）入海，經（今江蘇省南通市）海門縣黃連沙頭，抵西海州（今連雲港市南海洲鎮），歷膠州（今山東省膠縣），一個多月後到達成山（今山東省榮成市），水程共計13050裏。然後，再由成山沿內海西進，最終在海津鎮（今天津地區）靠泊，一年後這批糧食才運抵大都。歷盡坎坷的海上漕運，為南糧北運敲開了一扇嶄新卻又是兇險之門。
此後他們又相繼摸索出兩條新航線，海運效率大增。順利的話，最快10天就可以由浙江抵達大都。據《大元海運記》、《元史·食貨志》統計，海運運糧數量呈階梯式躥升，最多時一年可達350萬石。途中糧食損耗也由最初的25%下降到1%。海上漕運從此成為關乎元大都存亡的經濟命脈。
羅壁為此受到忽必烈的特別嘉獎：任命為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户，兼管海道運糧。
朱、張二人也因開創元代海運而載入《元史》和《新元史》，成為中國歷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朱清並沒有走上仕途，繼續痴情於詭祕的海上世界。他置辦大批海船，與多國進行貿易，令劉家港成為着名的“六國碼頭”。他因此積累了大量財富，“田園庾廩遍天下，商舶交番夷中”，以致朝廷“賜鈔印，聽其自印”，“富並王侯”，“富倍王室”，“富貴為江南之望”。就連他的子女、族人、家奴等也被封為百户、千户、萬户，佩金銀符者多達百餘人。
這一切都毫無例外地引來眾多嫉恨，於是“屢被人言”。忽必烈在位末年，關於朱清、張瑄在“濱海有異志”，屬“懷異圖者”的舉報不絕於耳。他一律不予採信，認為朱、張兩人“有勞國家”，應當“重其（漕運）功”，予以“保護”。忽必烈離世後，風雲大變。元大德六年(1302年)，詆譭朱、張的言論再度甚囂塵上，兩人遂被江浙平章札剌亦兒脱脱（後為宰相）逮捕入京，並被查封家產、沒收軍器船舶，子孫流放漠北。“其海外未還商舶，至則依例籍沒”。張瑄瘐斃獄中，兒子張文虎在大都西市被斬首。
一代梟雄就這樣折戟沉沙，但他們創造的歷史卻永遠光鮮。
海上漕運——一張多米諾骨牌
海上漕運對元代政治、經濟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期。
當時是以米糧為俸祿供養官吏和軍隊，沒有糧食就等於沒有薪餉。幸好，缺糧少米的可怕後果並沒有出現。忽必烈還用進京漕糧巧妙地打出一張張親民牌，以彌合蒙、漢民族間的溝壑。他把大批糧食用於賑濟貧民，據《馬可波羅行記》所記，“任何人因孱弱衰老，不能謀生或不能獲得食物，即予以每年消費所必須的東西”。《續文獻通考》卷三二中載，“每年賑濟撥米總二十萬四千九百石”。至於那些“北來的貧民”，則有“十六萬八千户仰食於官”。如果碰上禾稼不收的災年，“人民艱食，海運多得濟”。
海運不僅盤活了忽必烈執政困局，亦使我國一直沉寂落後的漫長海岸線突然活躍起來。沿海經濟蓬勃生長，大小城鎮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與東南亞、西亞以至北非的海上貿易航線變得枝繁葉茂，建立通航貿易關係的多達120個國家和地區。海上絲綢之路，也因元代海運的勃興，變得日益清晰和強大……這些像推倒的多米諾骨牌，呈現出令人驚喜的蝴蝶效應，也為忽必烈的勃勃野心，添注了無法遏制的膨脹元素。
應該特別提到的是，漕運還急速提升了我國造船能力和技術水平，為一百多年後明代鄭和七下西洋，作了重要鋪墊。海漕分作春、秋季兩次起運，為確保全年有350萬石米糧入京，平均一次總運量要達到150萬石以上。如果用1000糧海船裝運，共需1760多艘船隻參加。如此龐大宏偉的船隊，必須有足夠的造船能力支撐，且船型必須不斷加大，性能不斷提高。據載，延佑年間（1314—1320年）已能建造八九千糧（石）的巨舶，在當時是世所罕見的。隨之催生的羅盤導航技術和天文航海技術，在世界也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
在浙江慈溪發現的元代海漕沉船在浙江慈溪發現的元代海漕沉船
滬、津因漕運而顯露頭角
漕運孵育出的眾多港口城市，是格外引人的一個羣體，它們為日後中國經濟的崛起埋下伏筆。
太倉劉家港，是元代海漕的起航港。它位於今江蘇省蘇州崑山市區東北36公里處，屬崑山轄地。密密匝匝的內河水系勾連江南產糧區，又外接出海口，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劉家港有了突然發跡的理由。江南各地的運糧漕船從四面八方駛進這裏，在此倒載裝入海船，開啟北運大都的旅程。一時間，自古寂寂無聞的劉家港，湊齊了天時、地利、人和，搖身變成江南最大的糧米集散地，時稱“天下第一倉”。元朝廷在此特別設置了“海道運糧萬户府”，專司海漕運輸。
元代海漕船舶模型
有意思的是，如今的上海、天津兩大世界級都市，在當時還不如發跡前的劉家港呢。那時，“天津”兩個字在地圖上根本找不到，而上海只不過是個少有人知的區區小鎮。正是得益於元代海漕，它們才告別了庸碌無為，最終變成泱泱大城。上海在宋代以前稱華亭海，至宋代改稱上海，但它只是秀州華亭縣的一個鎮，沒有人把它放在眼裏。因漕運所需，至元二十九年，元朝廷改稱其上海，升格為縣，在此開港並設市舶司，從此上海有了出人頭地的機會，才逐漸顯露出不同凡響的發展潛質。
北宋時期，塘沽尚未成陸，在海河與北運河、永定河、大清河交匯處是直沽寨。到了元代直沽成為歷史的幸運兒，從劉家港北上的漕糧其終點便定在直沽碼頭。朝廷在此設立“鎮守海口屯儲親軍指揮司”，令其霎時成為舉國的視線焦點。成千上萬的車馬和海船在這裏聚散，壯觀而繁盛。明建文二年燕王朱棣起兵奪權成功後，將直沽改名天津，並置天津左衞，始有天津城。
忽必烈書寫了中國海上漕運的傳奇，極具嘲諷意味的是，他的子嗣未能守住大元帝國江山，而最終竟縊歿於海運。元朝末期，南方各省爆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至正二十三年，起兵最早的是以販鹽航海為業的方國珍。元兵追捕時，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與哥哥國璋、弟弟國瑛、國珉等人逃到海上，聚起了幾千人，劫奪海船，切斷漕糧航線，讓北京得不到顆粒海上漕糧。之後，農民起義軍又攻佔大運河和驛道的運輸線，令大都北京方寸全亂，元帝國最終於1368年滅亡。
到了明清兩代，由於閉關鎖國政策，海上漕運未能再現靈光。而那段傳奇故事，不可複製地永遠定格在了歷史的卷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