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常培在《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一書中雲：“歷代文章得失，後人評論每不及同時人評論之確切……故據唐宋人之言以評論漢魏，每不及六朝人所為的；據近人之言以評論六朝，亦不如唐宋人所見較確。蓋去古愈近，所覽之文愈多，其所評論亦當愈可信也。”[1]羅氏所言未必完全正確，但他指出由於時代的變遷，人們對歷史上文學的認識也會發生各種變化，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其時人對於文學現象的認識與評價。這確是很好的意見。縱觀南朝四史即《宋書》、《南齊書》、《梁書》和《陳書》，文學發展的階段性、連貫性及其所呈現出的放射狀擴延趨勢還是較為明顯的。從劉宋時起，帝王宗室、高門士族對文義的愛好和賞會充斥於史書的記載中。他們對文學的崇尚和提倡，承繼了魏晉文學的創作實踐，結束了東晉百年間玄學哲理的籠罩，同時也奠定了各重要文體的創作基礎。由於四史俱為紀傳體，因而作家作品論成為史書反映文學發展最主要的方式和手段。
一
在南朝四史中，史臣加以強調的文人與今天文學史所肯定的雖然有相同之處，但還是存在着很多不同。一些經典作家如謝靈運、謝朓以及樑代眾多文人集團所取得的文學成就，無論是南朝四史還是今天的文學史都給予了很多的關注，然而還有一些在四史記載中聲譽甚高文名甚盛的文人，他們的創作在今天的文學史中已經難尋影蹤。也就是説，文人作家的經典化存在着兩種逆向發展趨勢：有一些文人在當時文壇並無盛名，隨着歷史的發展和文學標準的變化卻逐步為人注意、受到重視；而也有一些文人在當時的文壇聲名卓着，卻隨着歷史的發展逐漸消失於歷史的背後，成為文學史上寂寞的一族。這種變化説明文人作家在文學發展過程中是處於一種被動的被接受的地位，文學標準的變化影響着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定位；同時也體現出史臣作為同時代人，他們對這些文人的評定與後人的判斷之間存在着一種明顯的差異。因此，歷史人物的文學定位存在着一個動態發展的變化過程。然而，史臣對文人作家的記載在某種程度上影響着後人的感性認識和價值判斷，如果我們對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進行觀照，就不能忽視史臣在這些文人基本定位的過程中所起到的一定的導向作用。
現以陶淵明為例，對史書中文學人物的成相過程進行初步分析與探討。我們知道，沈約作為南朝文學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無論史書的撰作還是在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方面都有很大的貢獻。在沈約的《宋書》中，陶淵明被列於《隱逸傳》中，這説明在劉宋乃至南齊時期陶氏主要是被作為一名隱逸的徵士來看待的，人重其德勝於重其文。同期文士顏延之所作的《陶徵士誄》也只是稱譽陶氏的隱逸之德，讚賞他高潔超脱的情操。如其序文所云：
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纖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
又誄文曰：
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閒。(《全宋文》卷三八)
可見，在與陶淵明交往密切的顏延之看來[2]，陶氏主要是一位隱居者，因而對他的文學成就並未言及。即使如此，《宋書》史臣還是收入了陶淵明的主要作品，如《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與子儼等書》和《命子詩》。據內容觀之，史臣選錄的目的與其説是為了説明陶淵明的文學成就，毋寧説是為了證明他歸隱山林、樂於農事的心情。這與引錄謝靈運的《山居賦》的目的和作用有很大的不同。但儘管如此，在一篇不長的傳記中連引4篇詩文，這仍然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實際上也就是承認了陶氏的詩文恰當地表現了其高尚的情懷。陶淵明也正是從這裏開始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從其德行延及其文學。據現有史料的掌握來看，陶氏的文學成就正式受到重視是從樑代昭明太子蕭統親自整理陶淵明的文集並作序寫傳開始，從此世人才對陶氏有了一個全新的評價。蕭統先從隱逸之德論述陶氏，然後評價其詩文成就：
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幹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餘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進。故加搜校，粗為區目……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遊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陶淵明集序》，《全樑文》卷二○)
他認為陶氏不僅是一位道德高士，同時也是一位與眾相異、卓爾不羣的文士。陶氏文章獨超眾類，讀後令人感覺心高氣爽，有助於反對和抵制其時世重享樂、日漸頹靡的社會風氣。蕭統另撰有《陶淵明傳》，對陶氏的隱逸之德特加闡述。從對徵士的介紹到對陶氏文學作品的評價與重視，顯示出文學觀的發展變化，蕭統可謂是給予陶淵明以文學定位的第一人。陶氏在文學史上地位之確定，大體就由後人崇其德而重其文，進而至唐代出現效仿其文學風格的田園詩派之後才形成巨大的影響。
如陶氏這種由隱向顯者的實例還有鮑照。《宋書》中沈約附鮑氏的傳記於《劉義慶傳》中，並載其長文《河清頌》，雖然與史書的體例有所不合，但也顯示出沈約對鮑照遒麗文風的重視。在四史中有關時人對鮑照文風的評價和關注的記載較少，惟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中將鮑氏文風的繼承者歸於一類，言其“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衞，斯鮑照之遺烈也”，顯示出對鮑氏文風的注意。綜而論之，如陶、鮑這樣的文人，他們的文名在當時還是比較寂寞的，對其詩風的重視和學習是在唐朝以後。
以上為由隱到顯的一種發展方向，而另一種情況則是如傅亮、劉孝綽這樣在史書的記載中時譽很高、文名甚着的作家，其聲名卻消歇於六朝之後的評論中，這是由顯到隱趨向的代表。《宋書》中對傅亮的文名多有記述，如《傅亮傳》中言：“時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又《蔡廓傳》中雲：“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如此等等，可見在劉宋初期，傅亮雖然不能與謝靈運“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的地位相比，然而就教令文以及表奏等文體的創作來講，他在當時的成就還是很顯着的。《顏延之傳》中雲：“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與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傅亮所賞。”傅亮對顏延之的作品不僅具有品評資格，並且他的評判深為時人所認同。觀傅亮現存作品如《感物賦》、《為宋至洛陽謁五陵表》等，深具情文之美乃是實情。尤其是應用文，的確文質彬彬，聲情並茂，其中有5篇被崇尚“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強調“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的蕭統載入《文選》。樑代以文筆着稱的文士任昉更是奉傅亮為楷模（注：《南史·任昉傳》中雲：“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可見，傅亮的文章作為應用文的典範代表在南朝時期還是具有一定影響的。清代許槤贊其《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以深婉之思，寫悲涼之態，低迴百折，直令人一讀一擊節也。”“不甚砍削，然曲折有勁氣。六朝章奏，季友不愧專門。”(《六朝文絜》卷五》)可謂推崇備至。《宋書》選載了傅亮的3篇詩文：《感物賦》、《演慎論》與《奉迎大駕於道路賦詩》，以示重視，並體現出傅亮作為劉宋重臣在廢立少帝之前的憂懼。由此可見，在宋齊之際乃至樑代，傅亮的文作受到了時人的充分重視。同樣的情況還有劉宋名士袁淑，“文冠當時”(《宋書》卷五一《臨川王劉義慶傳》)；劉宋時期着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何承天，也是久負盛名，《宋書·謝晦傳》中收錄了他代謝晦所寫的3篇自理奏表，自陳忠情，有理有據，殷殷之意可見，頗令人感動[3]。樑代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曾論劉宋作家：“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飈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採；何範張沈之徒，亦不可勝數也。”可見，劉宋文壇確實是人才濟濟。但是在今天的文學史中，除“元嘉三大家”之外這些文人的龍章鳳彩已經難覓影蹤。因此，南朝人對其時作家的認可與今天文學史的觀照結果有很大的不同。不但劉宋時代的作家如此，齊樑時代一些着名文士也逐漸消歇於歷史的摺合中。如吳郡張氏一族，人才輩出，文名甚盛。其中張永、張暢、張率、張充等無不是當時文壇才秀。再如彭城劉氏，族中70餘人並能屬文，尤以劉孝綽為盛。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鹹諷誦傳寫，流聞絕域”(《梁書》卷三三《劉孝綽傳》)，其文名在當時決不亞於謝靈運“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焉，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的那種盛況，在樑代文壇自有一席之地。但是今天的文學史中，這些文士的文名俱已消歇，即使如劉孝綽之俊才高秀，後人對他的注意也只是視之為幫助蕭統編撰《文選》的文人集團中的重要成員。這種變化顯示出今天的文學史對南朝作家的認同與南朝史書中史臣的記載對其時文人的認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異。這種差異的形成，與後人評判南朝文學的價值標準的轉變有很大的關係。
這兩種方向的延伸向我們喻示了文學史的面貌有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如傅亮等在史書記載中久負盛名、時譽很高的作家為什麼漸漸銷聲匿跡，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我們對文學史的認識與判斷很大程度上受着前人評論的作用與影響。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是經歷了唐宋以來1000多年的選擇與評定之後所形成的結果。南北朝之後，唐代文學批判地繼承了六朝文學的發展成果，注重詩歌創作，遵循情感、意境、音律相統一的文學原則，倡導創造一種感動人心的審美境界。唐中期的古文運動亦以反對六朝駢儷文為主旨，而傅亮、劉孝綽、張率、徐勉、張纘等南朝文人俱善屬文而非吟詩，所作均駢偶成章而與古文形式相悖，如《梁書》中所錄劉孝綽的《答湘東王書》、張率的《舞馬賦》、徐勉的《報伏挺書》等俱為當時美文。因此，他們身後的寂寞就是由於後人重視詩歌而又反對駢儷的雙重因素造成的。在史臣的筆下我們讀到的是由這些文士所組成的非常活躍的文壇。這些文人各領風騷的實際創作以及時人對他們作品的認可與摹擬，確定了他們在其時的文學地位。我們尊重千百年來文學經典化的結果，同時我們也應注意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不同的認識。史臣通過他們所記載的內容構成了歷史上文學原初的相狀。
二
南朝四史中文學面貌的呈現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如果做縱向觀，則文學人物的數量逐步增加，同時史臣所用的筆墨也就更加繁富和仔細，而且每一個時期都有各自不同的特徵。史臣對史傳人物的基本定位主要表現在傳記的處理與佈置、文人的文學素養和文學活動的表述以及借鑑與吸收時人評論等方面。
(一)史臣對於傳記的處理與佈置
四史史臣對歷史人物的傳記佈局有一定準則，體現出他們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一些看法。早在《史記》當中即有類似實例，如司馬遷特設《司馬相如傳》並大加選錄其《子虛賦》和《上林賦》以及《難蜀父老》等文章，就是為了表現司馬相如的作品風格及其諷諫方式。同樣，《宋書》中沈約特設《謝靈運傳》與《顏延之傳》，也是因其文才卓着而另眼相待。南朝四史中，史臣對文士的記載從少到多、由簡到繁，存在一個十分明顯的變化趨勢，而且有些傳記還體現着史臣的某種判斷。如《宋書·謝晦傳》就是一個獨特的史例。謝晦出身於陳郡謝氏，乃是晉末宋初的名士。他與傅亮、徐羨之同為劉裕臨終所託的顧命大臣，在元嘉三年的政變中以逆反罪名而被宋文帝劉義隆誅殺。在《宋書》的結構安排中，史臣不僅列謝晦專傳，還選錄了5篇重要作品，顯示出非常不同的處理方式和史臣對元嘉之變的認識態度。同樣，沈約《宋書》對鮑照傳記的安排也不排除主觀因素在裏面，其初衷緣於對鮑照文學才華的賞愛。另外，南朝史書中《文學傳》的設立給予文學人物以更大程度的集中和關注，這一體例創式正是南朝時期史學發展的新嘗試。史臣對史傳人物的傳記處理依據時代的需要而發生着變化，也就愈發體現出史臣在傳記處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主觀色彩。
(二)史臣對史傳人物的文學素養和文學成就的表現
四史史臣對史傳人物文學素養的表述方式是多種多樣的。首先是直觀表現，如《宋書·江湛傳》雲其“愛好文義”，謂謝靈運“江左莫逮”，等等。史臣通過這樣的基本介紹來表現史傳人物的文人修養，展現其精神面貌。其次是選取史傳人物的文學作品以顯示其文學才華，如《宋書》選錄謝靈運的《撰徵賦》、《山居賦》，《南齊書》選錄劉祥的連珠15首，《梁書》中選取張融《海賦》、張纘《南征賦》以及劉峻的《辯命論》，等等。再次是借鑑與引錄時人的意見，宋文帝的知賞意見就被《宋書》史臣多次引用，如《宋書·蘇寶生傳》雲：“蘇寶生，有文義之美……為太祖所知。”《梁書》史臣言劉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他們以這樣的時論來印證史傳人物的文學地位，有時還加入更為具體的評論。如《梁書·文學傳·何遜》：“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着論論之雲：‘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最後是加入史臣自己的評價，體現史臣本人的價值取捨。如《南齊書·陸厥傳》雲：“少有風暨，好屬文，五言詩甚新變。”反映了蕭子顯對詩體變化的關注。再如姚察父子讚揚裴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梁書》卷三○《裴子野傳》)，指責江總“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豔”(《陳書》卷二七《江總傳》)，又謂王筠“為文能壓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梁書》卷三三《王筠傳》)，“(吳)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學之，謂為‘吳均體’”(《梁書》卷四九《文學傳·吳筠》)，等等，從而可以看出史臣的褒貶態度和明顯的文學批評傾向，而他們的這種價值取向很大程度上成為今天的文學史對文人作家做出肯定與否定的依據和理由。史臣的意見所形成的這種導向和判斷作用對於文人的文學史定位有着直接的影響。
如果我們將南朝四史中有關重要作家的傳記表述加以對比，那麼就會呈現出一種明顯的由簡到繁、從少到多、從宏觀到具體的變化趨勢。《宋書》記述方式較為傳統，對史傳人物文學地位的評定尤其注重時人的議論。如謂謝靈運作品時人無論貴賤莫不競寫乃至遠近欽慕、名動京師，史臣以劉宋時人這樣的直接反映來傳達謝氏的文學影響和文學地位。又《顏延之傳》雲：“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並稱顏、謝焉。”可見，《宋書》注重外在的、宏觀的時論評價。《南齊書》與《宋書》類似，如謂謝朓“文章清麗”、以文才之着而深為蕭子隆賞愛，並借用沈約“二百年來無此詩”的評價來加以印證。不過，相對《宋書》來講，《南齊書》已經開始注意對作家文學風格的表述，體現出一種進步。發展到樑代，史書對文人作家的記載不僅在數量上驟增，而且史臣對歷史人物的文學活動也更加註意，描述也更為詳細和具體。如：
(柳)惲立行貞素，以貴公子舊有令名，少工篇什。始為詩曰：“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元長(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至是預曲宴，必被詔賦詩。嘗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雲：“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遊。”深為高祖(蕭衍)所美。當時鹹共稱傳。(《梁書》卷二一《柳惲傳》)
(張率)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衞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
(率)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率又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餘雖慚古昔，得人今為盛。”率奉詔往返數首。(《梁書》卷三三《張率傳》)
天監初，(劉孝綽)起家着作佐郎，為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獲。”其為名流所重如此……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為詩七首，高祖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焉。(《梁書》卷三三《劉孝綽傳》)
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江)總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會。之遴嘗酬總詩，其略曰：“上位居崇禮，寺署鄰棲息。忌聞曉驅唱，每畏晨光赤色。高談意未窮，晤對賞無極。探急共遨遊，休沐忘退食。曷用銷鄙吝，枉趾覯顏色。下上數千載，揚榷吐胸臆。”其為通人所欽挹如此。(《陳書》卷二七《江總傳》)
從所引材料可見，《梁書》史臣對於文士文學素養的描述方式較之《宋書》、《南齊書》已有很大發展，不再侷限於簡略概要的點評，而是注意文學活動中文士的表現，尤其注重以詩文的形式來顯示文士的才華和時人的推崇，敍述更為具體，文士形象也更加豐滿生動。這是史傳人物文學定位方式的一種改善和進步，也是文學興盛對史學衝擊和影響的結果。史臣通過對史傳人物進行多方面的安排與表述，體現出他們在文學定位中所起到的導向作用。史臣材料的選擇與價值的取向，影響着後人的總體判斷，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史傳人物的文學地位。一些史傳人物的作品成為經典，為後人所傳誦，而也有一些人一度顯赫，卻在歷史的摺合中成了附庸。所以，對於文學人物的觀照及其文學地位的審視，史臣的表述與評價是我們進行分析的一個重要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