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是春秋後期著名的政治家。在《史記》之前，伍子胥的故事經過戰國中期諸子和漢初文景時期典籍的演繹，逐漸豐富。另外，出土文獻如郭店楚簡的《窮達以時》、湖南慈利縣石板村36號戰國楚簡、張家山漢簡中《闔廬》的文獻、雲夢睡虎地77號西漢墓出土的文景時睡虎地漢簡等，也都有或多或少的記載。從內容上看，這些資料大致分為復仇與忠直兩大主題，而以復仇為主。
伍子胥是“隱忍就功名”的烈丈夫。他的復仇包括遭難、逃亡、伐楚、入郢等，前後歷時十六年。較早的記載見於《國語》《左傳》以及郭店簡的《窮達以時》、慈利戰國簡《吳語》等，而以《左傳》最為全面。司馬遷以《左傳》記載為線索，參以其他典籍，寫成《伍子胥列傳》的相關內容。
關於伍子胥遭難，《左傳》的記載周全而細緻。費無極（忌）是“楚之讒人”，也是伍子胥遭難的始作俑者。昭公十九年載，費無極因無寵於太子建而生嫉恨，遂唆使楚平王自娶本應嫁給太子的秦女，又設計使太子居城父。昭公二十年，費無極挑唆平王殺伍奢、伍尚、伍子胥、太子建。在生死時刻，伍尚對弟弟伍子胥説：“我能死，爾能報。”父親伍奢聞伍子胥出逃後説：“楚君、大夫其旰食乎！”為復仇埋下了伏筆。《呂氏春秋·慎行論》載“荊之讒人”費無忌與《左傳》類似。漢代相關材料最顯着的變化是伍子胥變成主角，並增加了拒捕的情節。睡虎地漢簡J136、J137、J138、J135排列，包含了楚平王派使者殺伍子胥、伍尚以及伍子胥出亡的情節，且有“五子胥介胄執弓矢以見使者，曰：‘介胄之士……’”的話。司馬遷採用了《左傳》等史料，將伍子胥變為主角，並把拒捕寫成“貫弓執矢向使者”，簡潔有力。
關於伍子胥逃亡，《左傳·昭公二十年》只“員如吳”一句話。《呂氏春秋·異寶》有子胥登太行而望鄭、許公指路的情節。睡虎地漢簡J100也有“登泰行之山”的情節。出昭關、乞食始見於《戰國策·範睢至秦》，《韓非子·説林上》有“邊候得之”的渲染。遇江上老人始見於《呂氏春秋·異寶》。睡虎地漢簡J101、J102、J103、J104也有一個完整的遇江上老人的故事，與《呂氏春秋·異寶》有所不同。伍子胥至吳，《呂氏春秋·首時》有在人引薦下兩見公子光之説。睡虎地漢簡J134、J133、J132、J131大致可見子胥至吳後引人注目，而後見公子光的情形。這些材料，司馬遷酌而用之。
伍子胥治吳興吳，《左傳》不載。《呂氏春秋·尊師》載闔廬以子胥為師。睡虎地漢簡J106載“……□曰衞士卒諸侯執斧桎以下無敢不聽五”，J107載“……□令而治國不出三年盡得吳囯之眾吳因興”。這雖不見於《伍子胥列傳》，但是他復仇的必要環節。
伍子胥伐楚，《左傳》多載。昭公三十年載，子胥為闔廬制定了對付楚國的戰略，“楚於是乎始病”，自此以後無歲不有吳師。三十一年“始用子胥之謀”，定公二年吳以“多方以誤之”的戰略敗楚。這些是柏舉之戰、伍子胥入郢的前奏。
伍子胥入郢兑現了他“我必復楚國”的誓言。關於柏舉之戰，《國語·楚語下》《左傳·定公四年》都有較詳細的記載。但《國語·楚語下》不提伍子胥，《左傳·定公四年》僅在追敍中提及。二書似乎更強調鄖公辛説服其弟懷不能因楚平王殺了父親，就乘亂殺楚昭王以報仇。細味文意，都似不以伍子胥復仇為然。之後的典籍出現了鞭墳。《榖樑傳·定公四年》：“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呂氏春秋·首時》載伍子胥“親射王宮，鞭荊平之墳三百”。《淮南子·泰族訓》《新書·耳庳》等亦有記載。此外，睡虎地漢簡又增加了楚昭王向伍子胥求和：J108（……王已死其後子曰昭公昭公將率千人以亡）、J130（……□胥胥勇且智君必納之昭公乃令人告伍子胥曰昔者吾）、J129（……有智今子率眾而報我亦甚矣然而寡）、J128（……丘虛宗廟社稷乎吾請與子中分國矣）、J127（……□貴為名名成則昌必入之矣五子胥報於使者）、J109（……之矣殺其父而臣子非是君之臣也父死焉子食焉非），隱約透出楚昭王逃亡、想以中分楚國為條件召回子胥遭拒等信息。這些在《伍子胥列傳》中演化成“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然後已”，成為全文的高潮。
伍子胥是歷史上公認的忠直之臣。其忠直秉性源於家族，顯於對夫差的進諫和含憤自殺。相關事蹟以《國語》《左傳》的記載為最早、最詳盡。慈利竹書《吳語》有零星記載，其他典籍也有補充。司馬遷以《國語》《左傳》為基本內容，互參諸書，寫成《伍子胥列傳》的有關內容。
伍子胥的家族以忠直顯。其家世，以《左傳》記載較為系統。宣公十二年晉楚邲之戰，伍子胥曾祖伍參力勸楚莊王與晉戰，楚得以霸。襄公二十六年載，子胥祖父伍舉被逼出逃晉、鄭而思楚，有忠誠的品格。昭公元年又載，伍舉為楚公子圍（後為楚靈王）迎婦於鄭，辦事果敢。又《國語·楚語上》載，靈王為章華之台，伍舉諫曰：“吾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寄忠直於高遠見識之中。這樣的家世對伍子胥影響深遠。這也是《伍子胥列傳》開頭幾句的淵源。
進諫主要體現在吳越、吳齊問題上。在吳越關係上，《吳語》《越語上》《左傳·哀公元年》都詳載伍子胥反對夫差答應越國講和的諫辭。慈利竹書《吳語》有一句伍子胥的諫辭“使淫躒於諸夏之邦”，與《國語·吳語》“使淫樂於諸夏之國”相合。在吳齊關係上，伍子胥指陳利害，勸夫差把力量放在對付心腹之患的越國上，而停止北上伐齊。《國語》與《左傳》的記載類似。這些諫辭語氣堅定不容置疑，可想見其為人。司馬遷概括以上材料，寫成有關諫辭。
含憤以死，《國語》《左傳》的記載略有差別。《國語·吳語》載夫差伐齊成功之後，侮辱伍子胥。子胥怒斥吳王所為乃“亡之階也”“命之短也”，並請先死。“將死，曰：‘以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屍，盛以鴟鴺，而投之於江。”怒斥、預言、先死，體現出其忠烈剛直。《左傳·哀公十一年》載子胥自齊下戰書歸來，夫差賜屬鏤之劍，含憤以死。《國語》的“先死”，變成“賜死”，且增加了“樹吾墓檟”，大大突出了悲劇氣氛。此外，慈利竹書《吳語》也有“□者鴟夷而投者江吳王”，與上引《吳語》合。《呂氏春秋·知化》補充了有關記載，突出了子胥的烈丈夫性格和死後的悲壯，增加了“抉其目，着之東門”和夫差“乃為幎以冒面死”的情節。在這些記載的基礎上，司馬遷以《左傳》為基本內容，採用了《吳語》“懸目”和“盛以鴟鴺”之言，而改“王愠曰”為“吳王聞之大怒”，寫成《伍子胥列傳》有關內容。
伍子胥的復仇和忠直，在戰國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迅速發酵，構成伍子胥故事的兩大支柱。在漢初“過秦”思潮和注重典籍、着述的背景下，伍子胥故事在已有的框架下進一步發酵，體現為兩點：一是資料更全面系統，一是空前突出了復仇。如賈誼《新書·耳痺》以復仇為主調敍述了伍子胥一生。睡虎地漢簡，從J94到J134系統地記載了平王將殺伍奢，又聽信奸人之言，招伍子胥兄弟二人，伍子胥不從王命，曲折逃入吳國，治吳興吳，後率吳師入郢，楚昭王令人與伍子胥交涉等。兩次發酵成為司馬遷集大成的基礎。
綜上，伍子胥復仇、忠直都有典型性，在歷史上影響大，記載多。司馬遷通過梳理選擇有關材料，按既定的宗旨與體例，深切着明地把整個過程敍述出來。梳理選擇材料的過程是《伍子胥列傳》的成書過程，也是一個具體的“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過程。
（任剛，作者系西安工程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