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
【原文】
戴震，字東原，休寧人。讀書好深湛之思，少時塾師授以説文，三年盡得其節目。年十六七，研精註疏，實事求是，不主一家。從婺源江永遊，震出所學質之永，永為之駭歎。永精禮經及推步、鐘律、音聲、文字之學，惟震能得其全。
性特介，家屢空，而學日進。北方學者如獻縣紀昀、大興朱筠，南方學者如嘉定錢大昕、王鳴盛，餘姚盧文弨，青浦王昶，皆折節與交。
乾隆二十七年，舉鄉試，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徵海內淹貫之士司編校之職，總裁薦震充纂修。四十年，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學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諮訪。震亦思勤修其職，晨夕披檢，無間寒暑。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所校大戴禮記、水經注尤精核。又於永樂大典內得九章、五曹算經七種，皆王錫闡、梅文鼎所未見。震正譌補脱以進，得旨刊行。四十二年，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震之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謂：“義理不可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必求之古訓。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訓、義理而二之，是古訓非以明義理也。”
震為學大約有三：曰國小，曰測算，曰典章制度。震卒後，其國小，則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之;測算之學，曲阜孔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興化任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後十餘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經注問南書房諸臣曰：“戴震尚在否?”對曰：“已死。”上惋惜久之。
(選自《清史稿·儒林傳》，有刪改)
【譯文】
戴震，宇東原，安徽休寧人。讀書時喜歡深入思考，年少時塾師拿《説文》教授他，三年間他全部掌握了《説文》的條目。十六七歲時，精研各種註疏文字，實事求是，不以一家之説為主。跟着婺源的江永求學，戴震以自己的學問向江永求問，江永為之驚歎;江永精通禮經濟推步、鐘律、音聲、文字等學問，只有戴震能獲得其全部。
他性格十分正直，家裏常常一貧如洗，但是學問卻天天精進。北方的學者如獻縣紀昀、大興朱筠，南方學者如嘉定錢大昕、王鳴盛，餘姚盧文弨，青浦王昶，都降低身份與他交往。
乾隆二十七年，戴震參加鄉試考中舉人。三十八年，皇帝下詔開設四庫全書館，徵召海內外博學之士擔任編校的職務，四庫全書總裁推薦戴震充任纂修。四十年，皇帝特別下令，讓他與會試考中者一同參加殿試，賜予他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憑文章學問得到禮遇，出入於朝廷負責編撰的機構。四庫全書館有了奇文和疑惑，總去向他諮詢請教。戴震勤于思考、兢兢業業，早晚翻卷檢閲，寒暑不斷。經過他進呈給皇帝御覽的圖書典籍，都是依次編排，精確審核過的。他校對的《大戴禮記》《水經注》尤其經過詳細的審核。四十二年，死在任上，享年五十五歲。
戴震的學問，是從字音、字形推求字句的理解，根據字義、句義來推尋聖賢之道。他説：“聖賢之道不可憑空想象，一定要從古文經書中尋求。想從古文經書中尋求聖賢之道，但是古文經書喪失殆盡，今古相距遙遠，一定要尋求古字古義的解釋。古字古義的解釋明確了，那麼古文經書的含義就明確了;古文經書的含義明確了，那麼聖賢之道就明確了，如果我們的思想與聖賢之道相吻合，就會藉此而明瞭聖賢之道。聖賢之道並非別的東西，它就存在於過去的典章制度中。那些人分開了古字古義和聖賢之道，把它們當作是(獨立的)兩個方面，這是(認為)古字古義不是用來闡明聖賢之道呀。”
戴震的學問主要在三個方面：國小(文字學)、測算和典章制度。戴震死後，他的文字學，傳授給了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測算的學問，傳授給了曲阜孔廣森;典章制度的學問，傳授給了興化任大椿。他們都是戴震的弟子。他死後十來年，清高宗拿出戴震校正的《水經注》詢問南書房的眾位大臣：“戴震還在嗎?”答道：“已經死了。”皇上歎息了好久。
戴震這年(10歲的時候)才會説話，大概是聰明積累積得太久的緣故吧。跟隨老師讀書，看一遍就能背下來，每天背幾千字不肯停下來。老師教《大學章句》到《右經一章》以後，(戴震)問老師：“這憑什麼知道是孔子的話，而由曾子記述?又怎麼知道是曾子的意思，而是他的學生記下來的呢?”老師回答他説：“這是朱熹説的。”(他)馬上問：“朱文公是什麼時候的人?”(老師)回答他説：“宋朝人。”(戴震問老師):“曾子，孔子是什麼時候的人?”(老師)説：“周朝人。”戴震追問道：“周朝和宋朝相隔多少年?”(老師)説：“差不多兩千年了。”(戴震問老師):“既然這樣，那麼朱熹怎麼知道?”老師沒無法回答，説：“這不是一個尋常的孩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