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人有一種“即色遊玄”、“山水是道”的思想觀念，所謂“寓目理自陳”即是這種觀念的體現。“理”在詩人所觀賞的山水景物中自然地展現出來，詩人在審美中進入一種理境，所以這類詩歌，意趣雖仍在體玄悟理，但注重語言意象之美。
魏晉玄學從貴無到崇有的發展，體現在“言意之辨”上，是由“得意忘言”到“言盡意”的轉變。
“辭約旨遠”與“辭喻豐博”的清談風格
這一轉變直觀的表現之一即清談風格的變化。西晉清談注重“約言析理”，以語言簡潔為基本特點，如《世説新語·文學》載樂廣的清談：“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確幾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旨遠，皆此類。”樂廣是當時清談的領袖，其“辭約旨遠”的清談風格是時人追求的目標，如《世説新語·賞譽》載：“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王衍是當時另一位重要的清談領袖，早年好論縱橫之術，談辭豐富，《晉書·羊祜傳》即謂其“辭甚俊辯”。而受王弼貴無玄學影響後，其清談風格轉變為以簡約為尚，表明當時流行的貴無玄學“得意忘言”之説對士人語言觀有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與此相對，主崇有論的玄學士人則體現出一種完全不同的清談風格，如《世説新語·文學》劉孝標註：“(裴)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着《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閒欲説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不復言。”裴頠“辭喻豐博”與樂廣“體虛無，不復言”，正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清談風格。與裴頠同時的郭象，其清談亦以辭藻豐富為特點。
“言盡意”論注重語言之美
東晉的玄學清談繼承了裴頠、郭象注重辭藻的特點。經過西晉後期大動亂的破壞，東晉玄學清談重新得以發展興盛，實有賴於王導等人的努力和倡導。孫綽《丞相王導碑》説王導“雅好談詠，恂然善誘”。東晉前期一批清談名士，如殷浩、謝尚、王蒙、劉惔、謝安、王羲之等人皆與王導有密切關係，王導“言盡意”論作為玄學新的思想方法和清談論題，對東晉士人的影響極為深廣，事實上已成為東晉玄學的新方法。
“言盡意”的基本內涵是，“意”是語言的自我顯現。就實踐而言，語言的自我顯現最可行的方法即是審美，由此，東晉清談極重視語言之美。東晉人自覺地將語言的審美與玄理的領悟合而為一，具有一種體用相即的觀念，體現了對“言意”關係的深刻認識。《世説新語》記載東晉人的清談，直觀地反映了東晉注重語言之美的觀念，如《文學》篇：“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顧諸人曰：‘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魚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敍致精麗，才藻奇拔，眾鹹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因自敍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既自難幹，加意氣凝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可見當時最重要的清談家都崇尚豐蔚修辭的語言之美。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雲：“玄學初興，重在明悟，不在多聞。及其抗辭求勝，則不得不炫博衿奇。”這是兩晉玄風的區別，其原因雖為多方面，但與玄學“言意之辨”由“得意忘言”到“言盡意”的發展所帶來的語言觀的轉變有直接關係。湯用彤認為“得意忘言”與“言不盡意”雖互有異同，但“均終主得意廢言”，因此，在對待語言的態度上，“得意忘言”説較為消極，“言盡意”説則能清楚地認識到語言的主體地位和價值。詩歌是語言的藝術，就此而言，由玄學“言意”觀的轉變帶來的語言觀的發展變化，具有重要的詩學意義。
語言觀的轉變導致玄言詩的革新
主“貴無”論的清談名士由於忽視語言的主體地位，往往不具有文學創作的才能和實績，如《世説新語·文學》載樂廣“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這實際上是西晉清談名士的普遍特點，他們輕視文學創作，使清談與文學分為兩途。而主“崇有”論的清談名士，由於重視語言的價值，故在文學著述上態度更為積極，亦更擅長。如裴頠《崇有論》富於文學色彩;郭象注《莊子》，時人謂其“最有清辭遒旨”。東晉一些清談名士多能詩善賦，其清談注重聲韻、辭藻，使清談與文學創作走向融合，所以，總體而言，東晉人在文章詞華方面的修養高於西晉玄談家。
語言觀的轉變對玄言詩風的變化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劉勰《文心雕龍·時序》雲：“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稱文體。”即認為西晉以來清談盛行影響於文學，催生了玄言詩。這一判斷符合詩史實際，西晉現存的一些詩歌，可説是典型的玄言詩，如張華《詩》：“混沌無形氣，奚從生兩儀?元一是能分，太極焉能離?玄為誰翁子，道是誰家兒?天行自西回，日月曷東馳?”通篇充斥玄學意旨，缺乏詩歌藝術形象，這正是玄言詩的典型風格。這類玄言詩體現了“淡乎寡味”、“質木無文”的基本特點。這與貴無玄學忽視語言價值的語言觀相契合。
東晉人則重視通過語言辭藻之美來表現玄理，善於化名理為奇藻，體現了以語言、意象的審美體悟玄理、玄境的寫作之法。如王羲之《蘭亭詩》：“三春啟羣品，寄暢在所因。仰望碧天際，俯磐綠水濱。寥朗無厓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東晉人有一種“即色遊玄”、“山水是道”的思想觀念，所謂“寓目理自陳”即是這種觀念的體現。“理”在詩人所觀賞的山水景物中自然地展現出來，詩人在審美中進入一種理境，所以這類詩歌，意趣雖仍在體玄悟理，但注重語言意象之美。雖尚未找到最合適的方法表現玄理與審美之間的關係，但在繼承發展西晉玄言詩風的同時，已體現出一種革新的可能，即將“言盡意”論發展為詩歌創作的觀念和方法，在玄言詩的內部實現了語言觀的轉變。蘭亭諸人那類注重以審美表現玄理的詩歌，已非“淡乎寡味”、“質木無文”所能概括。語言觀的變化是東晉玄言詩革新的一個契機，體現出“得意忘言”轉變為“言盡意”的詩史意義，這一點對晉宋之際的詩歌變革有重要作用。
(本文為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特別資助項目“玄學與魏晉六朝詩歌藝術系統古近之變研究”(20090230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