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邊的同學倒下，血濺我的衣服”
那是1926年3月12日日本軍艦侵入中國內河，遭到大沽口中國駐軍阻擊。英、美、日等八國借所謂“大沽口”事件，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北京高校師生對此十分憤慨，雲集四五千人集會遊行。然而賣國的段祺瑞政府卻下令開槍，一批請願的學生被打死在執行政府門前。王淦昌抬頭一看，女師大的同學倒成了一片，他自己滿身是血。同班同學韋傑三被全副武裝的軍警打死。王淦昌憤怒地問道：“作為一個愛國學生，今後該怎麼辦？一腔熱血，該灑向何處？”
當晚，王淦昌死裏逃生，和幾個同學來到葉企孫老師家，講述白天的天安門血案。當王淦昌講到“我身邊的同學倒下，血濺我的衣服”時，葉企孫老師激動地盯着他，嚴厲地問道：“誰叫你們去的？你們明白自己的使命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為什麼會捱打？為什麼落後？你們明白嗎？如果我們的國家有大唐帝國那般的強盛，在這個世界上誰敢欺辱我們？一個國家與一個人一樣，弱肉強食是恆古不變的法則。要想我們的國家不遭受外國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學！科學，只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的民族！”説罷，葉企孫老師淚流滿面，不能自已。
王淦昌被老師發自肺腑的講話所打動，深刻明白愛國與科學緊密相關，視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葉師的一番話，決定了他畢生的道路。從此，他暗下決心：獻身科學，走科學救國的道路！
他對德籍教授説：“國難當頭，我應該回去！”
童年，並沒有給王淦昌留下美好的記憶，4歲那年，父親闔然辭世。13歲那年，母親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父母雙雙去世後，外婆早早地給他訂下一門親事，姑娘叫吳月琴，是鄰村一個大户人家的千金，長淦昌3歲，上過私塾，知書達理，門當户對。王淦昌不敢有違，懵懵懂懂地依了外婆。吳月琴嫁到王家後，一切從“禮”，精心細緻地料理家務，無微不至地關心丈夫。丈夫睡覺前，她端來燒熱的洗腳水，丈夫起牀後，她端來親手做的早飯，丈夫的衣服她親手縫製和漿洗，夏有單，冬有棉。漸漸地，吳月琴用無言的愛的温暖融化了丈夫的心，他們慢慢地融合了。
王淦昌在家鄉唸完國小，到上海念中學。“五四”運動之後，“反對包辦婚姻”、“爭取婚姻自由”的口號喊得震天作響。王淦昌心靈受到極大震動，他似乎覺得自己犯了一個錯誤，成了封建禮教的犧牲品，不敢在同學面前提及他已娶妻子，又不敢在外婆和妻子面前提及新文化運動，矛盾、困惑一起向他襲來。
4年苦讀，王淦昌考入清華大學。放寒假了，王淦昌回家過年，剛進家門，妻子欣喜若狂地抱着剛出世不久的女兒來到他面前，對他説：“你學問高，就給孩子取個名吧！”“孩子？誰的孩子啊？”王淦昌對這個突然到來的驚喜感到不知所措。他還沒有做父親的思想準備，他的事業在清華，他的理想在清華，他要和身邊的那些有志青年一樣，為中華的崛起和騰飛而奮鬥。早早地結婚生子，揹着沉重的生活負荷，如何實現自己遠大的理想？整個寒假，他在深深地自責，又在愛的漩渦裏不能自拔。開學了，妻子照樣為他收拾行裝，依然是那句話：“你放心走吧，家裏的事不用你操心。”
大學畢業了，王淦昌未與家人商量，考取了赴德國官費留學的研究生。家裏人幾乎沒有人表示支持和贊同。上大學4年，妻子先後為他生下3個兒女，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誰來撫養？他對得起妻兒嗎？看着眼前活潑可愛的孩子和愁腸百結的妻子，王淦昌猶豫了，動搖了。吳月琴深明大義地表白了自己的態度：“淦昌，出國留學機會難得，是去是留你自己選擇，我和孩子不拖你的後腿，我只想説一句話，你以後千萬不要忘了孩子……”“不，還包括你，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是王淦昌留給妻子的承諾。
轉瞬間十多年過去了，王淦昌成為知名的科學家。但何為人夫？何為人父？面對妻子兒女，他感到內疚
1930年秋天，王淦昌來到德國柏林大學求學。當時的德國，正處於戰後發展時期，是現代物理學最活躍的年代，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得到了迅猛發展，是公認的物理學黃金時代。王淦昌的導師邁特內是一位被愛因斯坦評價為“天賦高於居里夫人”的著名實驗物理學家。
王淦昌在德國柏林大學威廉皇家化學研究所度過4年。這4年，他心無旁騖，刻苦鑽研，躋身於世界科學的前沿。1934年4月，王淦昌帶着柏林大學哲學博士那個令人仰慕的頭銜回到了災難沉重的祖國。從1934年到1949年全國解放，王淦昌先後在山東大學和浙江大學任教。這是一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其間爆發了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王淦昌一家飽嘗了顛沛流離之苦。如今當了教授，有了固定工作和收入，他把妻子和兒女接到身邊共享天倫之樂。
1937年，伴着戰爭的陣痛，他的第四個孩子出世，回憶那段往事，他感慨地説：“前三個孩子出生我都不在家，連孩子的名字都不是我起的，這次我一直守在妻子身邊，看着她分娩，才知道生孩子是那麼艱難和痛苦。”孩子出世後，他給孩子取名“德基”，以此頌揚妻子的偉大———“德如磐基”。
1940年，浙大遷址貴州遵義。王淦昌的小女兒王遵明在這裏誕生。居無定所，食不果腹，小女兒生下來就斷了奶水。當時，學校住在一個山凹裏。王淦昌買來一隻小羊，每天牽着那隻小羊到學校上課，放學後再到山上牧羊。一位赫赫有名的教授，用拿教鞭的手拿起牧羊鞭，聽起來似乎有點荒誕，這段艱苦的歲月給他留下一個“牧羊教授”的美稱，就是在這種環境裏，王淦昌時而為生計奔波，時而被戰亂所驚擾，可他沒有忘記自己的事業和追求，他用超人的智慧和才華培養了一大批包括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李政道在內的科學家。
新中國的誕生，使王淦昌看到了希望之光，再也不會流離失所，再也不會妻離子散，正當他安心教學科研大展宏圖之時，一紙調令，把他調往北京。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具有戰略眼光的新政府決定成立中科院並開展原子核科學的研究工作。當時，人才缺乏，搞原子科學的人在國內屈指可數，王淦昌自然是其中的中堅。1950年2月，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名義邀請王淦昌到科學院工作，王淦昌隻身來到北京。在中科院，他結識了錢三強、嚴濟慈等一批成就卓著的科學家，和他們一起確定了理論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線、放射化學等主要領域的科研方向，為中國的核物理髮展作了偉大的奠基。
1956年，王淦昌受國家委派赴蘇聯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王淦昌出國不久，妻子和兒女的突然到來給他帶來一個意外的驚喜。“月琴，你怎麼來了？”“沒想到吧？”妻子以問作答。王淦昌的確沒想到，這是周總理的安排。“到蘇聯工作的中國專家，是我們強國的骨幹和精英，一定要讓他們集中精力搞好科研，生活上要給他們安排好，這是一項政治任務。”這是總理的指示。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日理萬機，卻沒有忘記關心幾個在國外工作的專家的生活問題，為此，王淦昌深受感動。正是這份特殊的關愛激發了王淦昌的創造激情，此後不久，他和周光召、丁大釗等人一起完成了一項震驚世界的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這項偉大的發現，使他獲得國家頒發的自然科學一等獎。
王淦昌的神祕“消失”，不止外國人感到奇怪，就連家人也感到奇怪。直到十多年後，妻子才知道了丈夫的“祕密”。
正當杜布納的科學家們歡呼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這一偉大成果時，王淦昌卻悄然離開杜布納回到祖國。
“王先生，這次讓你回國，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你做，讓你參加並領導原子彈的研製工作。”二機部部長劉傑找他談話，劉部長開門見山。“毛主席和黨中央已經作出決定，我們也要研製原子彈。現在有人想卡我們，我們要爭口氣，造出自己的爭氣彈！”
我們也要造原子彈了？聽了部長的話，王淦昌心裏好一陣激動，他感謝部長的知人善任，也為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而躍躍欲試。
“毛主席給原子彈工程定名為‘596’工程，它是國家最高機密，對外絕對保密，從現在起你必須長期隱姓埋名，跟海外也要斷絕來往和關係，這些能做到嗎？”劉部長用殷切的目光等待回答。
“能做到！”王淦昌作了一字千金的承諾。
“你是國內外著名科學家，為了工作需要，你必須有個化名，叫什麼名合適呢，你自己想想看？”
“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王淦昌脱口而出。“好，王京同志，就讓我們等待你的好消息吧！”兩隻大手緊緊地握在一起，王淦昌從中感受到重託、信任、期待和支持。
受領任務回來，王淦昌才想到妻子兒女們還在杜布納，她們還不知道自己已經受領了新的任務，不能再回蘇聯。
從蘇聯回來後，妻子的第一個感覺是丈夫變了，變得像換了一個人，變得連家裏人也感到陌生起來，經常到外地出差，回家後很少説話，最讓人不可理解的是居然改換了名字。“你為什麼要改名？”妻子問道。“工作需要。”王淦昌回答。“什麼工作這麼保密？”“是一項絕對保密的工作，就連家裏人也不許知道。”妻子知道丈夫做的是大事，以後從不再問及。後來，為了工作需要，王淦昌隻身一人去了中國西部戈壁灘上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潛心研究他的原子彈事業，這一去就是十多年。直到數年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妻子知道丈夫在做大事，可孩子們不知道。父親常年在外地工作，好不容易回家一次，卻像木頭人似的很少説話。孩子們的工作沒時間考慮，孩子在想什麼他無暇過問，3個女兒相繼結婚他沒參加一個婚禮，孩子們對他有怨氣。好在孩子們爭氣，5個孩子全部考上大學。
王淦昌90歲壽辰，他的得意門生李政道博士從美國專程趕來為恩師祝壽。李政道博士問他，你一輩子最滿意的是什麼，王淦昌回答説，他這輩子最滿意的有兩件事，一個是他的妻子和兒女，另一個就是他的研究成果核聚變。妻子雖然沒有多少文化，可她卻把5個孩子全部培養成大學生，功不可沒。
1997年8月的一天，王淦昌像往常一樣吃完飯在路邊散步，被一個莽撞青年騎車撞倒，他股骨頸骨折被送進醫院。剛剛能丟掉雙枴下地，妻子吳月琴又住了醫院。王淦昌拖着未痊癒的病體經常前來看望老伴。半年後，老伴吳月琴仙逝，王淦昌悲痛至極，坐着輪椅前來為相濡以沫的妻子送行。又是一個半年後的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無怨無悔地追隨和他相伴了78年的妻子而去，為世人留下一部偉大的世紀愛情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