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於2012年9月至10月，大部分資料及文字來自以下幾本書：《個人形成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羅傑斯着作精粹》，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以人為中心心理治療》，安徽人民出版社；《人本心理學派代言人——羅傑斯》，學林出版社。
1902-1920，童年和中學
1902年，卡爾·羅傑斯生於芝加哥近郊的橡樹公園。六個孩子（其中五個男孩）中，他排行老四。他父母親的家族約於17世紀就橫越大西洋來到美國。因此，羅傑斯可算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一位本土的美國心理學家。
羅傑斯的家庭有着濃厚的宗教氣息，不準喝酒、不準跳舞、不準玩牌、不準看電影，社交活動也很少。但這個家庭成員之間非常親密，這是一個充滿“愛”的環境，父母對子女的幸福十分關注。不過，羅傑斯似乎並不太喜歡這樣的環境。
羅傑斯從小身體健康狀況不太好，個性也有些多愁善感。他是一個比較孤獨寂寞的小孩，於是，閲讀漸漸成了他整個生活的重心。無論知識與能力，同齡的小朋友都無法望其項背。
1914年，羅傑斯12歲時，全家搬至芝加哥以西三十里的一個很大的農莊。一來，其父瓦特滿足了自己想擁有一座農莊的願望；二來，可以讓青春期的兒女避免繁華都市的誘惑。羅傑斯本人比較相信父親的第二個動機。
整個中學階段，羅傑斯的交友紀錄幾乎為零。直至高中畢業，他總共才有過兩次約會的記錄。不過，農莊的生活給了羅傑斯對農業科學進行實驗的機會——他對飛蛾與雞羣都深入瞭解了一番，並且也從中得到了滿足與樂趣。是的，他學會了匹配對照組與實驗組，以研究哪種食物對肉產量或奶產量產生了影響。當然，他還可能從那些農作物身上看到了自我實現的傾向。
1920-1928，自由的大學
也許，正是農莊的生活，使羅傑斯上大學時選擇了康斯威辛大學的農學院。不過，後來（大概是第二學年快結束時）他又強烈地想成為一名基督教牧師，但他決定先學歷史作為鋪墊。1924年，他畢業於康斯威辛大學歷史系。同年，進入聯合神學院學習神學（研究生），但在神學院不久，羅傑斯就發現對別人傳道20分鐘，對他來説實在很困難，更不要説像別人那樣一講就是40分鐘。這恐怕與他後來主張“非指導性”治療不無關係。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1922年，在羅傑斯大三的時候，他與11名學生一起，被選中到中國參加一個國際性的世界學生基督教同盟會議。這一趟東方之旅，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不過確實發生了一些神奇的事情。
從中國回來之後，羅傑斯就與女朋友海倫訂婚了，並且在大學一畢業，1924年8月，他們就舉辦了婚禮。看來，與青梅竹馬的海倫的暫時分離以及愛意濃濃的鴻雁傳書，對他們之間愛情的發展提供了無比的助益。
當然，這趟中國之旅的作用還不止於此。長達6個月的旅程使羅傑斯有機會與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才俊聚在一起，彼此切磋、交流心得。這也使他體會到，同樣誠懇和誠實的人，可能對宗教抱持非常不同的信仰。因此，他對父母灌輸的宗教觀點產生了質疑，並對上帝產生了新的體認，更加追求靈魂、智慧和情緒上的獨立與自由。這對羅傑斯後來的工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核心理念：共情、無條件積極接納和真誠一致，都不難在此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在神學院的第二年，羅傑斯的志向又有了明顯的轉變——他橫穿馬路，前往哥倫比亞大學的師範學院上心理學的課。在此，他接觸到了麗塔·霍林沃斯的臨牀心理學，正是在她的指導下，羅傑斯得以實際接觸心理障礙的兒童。此外，威廉·克伯屈（約翰·杜威的得意門生）的教育心理學對他亦有同樣重要的影響。在師範學院，羅傑斯立志成為一名心理學家，偏重教育心理學的研究，期望對當時美國高等教育制度的官僚武斷作風做一番改革。
1926年，羅傑斯進入師範學院開始攻讀臨牀和教育心理學，同年，他初為人父，他們給第一個愛的結晶取名為大衞·羅傑斯，並決定按照華生的行為心理學守則來養育孩子。不過，後來羅傑斯曾表示，多虧海倫常識豐富、善盡母職，否則這種表面上充滿智慧的育兒方式，實際上可能會對孩子的心理造成不良影響。
在師範學院時，羅傑斯申請到一份研究基金的贊助，去剛成立不久的兒童輔導研究所做實習醫師。1927—1928年間，羅傑斯在研究所裏見到臨牀學家比較偏重於精神分析的理論和方法，這與師範學院流行的嚴格、科學、客觀和統計學的觀點存在巨大沖突。後來，羅傑斯説道，他所受的教育是邏輯實證主義的，他十分尊重這種科學的方法；而主觀的存在主義思想又根植於他內心，這與他的治療經驗十分契合。羅傑斯的一生似乎沒有停止過試圖協調這種衝突。
這從羅傑斯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出來：1955年，45歲的羅傑斯寫了《人還是科學：一個哲學問題》一文，他説這篇文章純粹是為自己寫的，沒有想過拿去發表或別的目的，要的是澄清自己心中日益增長的困惑與衝突；1968年，66歲的羅傑斯寫了《關於當前行為科學假設的一些想法》，提倡行為科學應該開始尋求更適合人本主義心理學的研究途徑，而不是遵循典型的“科學的”研究方法；1985年，83歲的他寫了《走向更人性化的科學》，他描述了一些近年來發展和提出的更適合於人的科學的新模式，終於見證了行為科學中一股新的科學活動浪潮的出現。
1928-1939，羅切斯特
實習期末，儘管還未獲得博士學位，但羅傑斯找到了一份工作。1928年春，他作為一個心理學工作者，受僱於紐約羅切斯特的兒童預防虐待協會，在兒童研究部門上班。這份工作薪水不高，學術前途也不明朗，但是，當羅傑斯接受工作時還是非常興奮，這主要出於他當時養家餬口的需要和自身的職業興趣。
羅傑斯在羅切斯特一待就是12年，這12年對他來説意義重大。至少在前8年，羅傑斯完全沉浸於心理服務實踐，為法庭和福利機構送來的罪犯和貧困兒童進行診斷並制定計劃，還常常進行治療面談。羅傑斯不得不考慮，如何盡最大努力來幫助當事人。昔日所學的各種理論已經跟不上實際的需要，羅傑斯必須不斷地學習與創新。他説，衡量治療這些孩子及其父母的任何方法的唯一標準就是：“它起作用嗎？它有效嗎？”
在羅切斯特期間，羅傑斯開始相信當事人具有自我引導的能力。特別是，當一位年輕的母親在向羅傑斯討教如何教育調皮的兒子，結果卻失敗之後，這位母親開始滔滔不絕地傾訴她自己的婚姻問題，然後真正的治療開始了。這時，羅傑斯明白，只有當事人才知道創傷的哪裏，該走向哪裏，哪些問題是關鍵，哪些經驗被深深地掩蓋了。
1939年，羅傑斯出版了《問題兒童的臨牀治療》一書，該書是有關當時兒童輔導工作的一些概論，但也可一窺羅傑斯個人和專業方面的成長。該書的內容為以後各項理論的發展播下了許多種子，特別是對是治療師角色定位和從事科學研究這一矛盾的思考。《問題兒童的臨牀治療》一書的問世，使羅傑斯獲得了另一份工作。羅傑斯認為這本書是他獲得俄亥俄州立大學教職的唯一原因。
1939-1945，俄亥俄州立大學
1939年天寒地凍的12月，羅傑斯舉家冒着風雪前往俄亥俄州。羅傑斯感到很驚訝，俄亥俄州大學竟然給他提供了一個全職教授的職位。他感到很欣慰，可以從這裏從這個水平開始學術生涯。這使他的教學生涯一開始時就非常活躍，經常四處演講，發表論文，在團體中參與實際工作。他逐漸發現自己已經建立了一種頗具個人特色的觀點。1940年12月11日，他被邀至明尼蘇達大學發表專題演講，題目是“心理治療的新觀念”。日後，羅傑斯追認這一天為“來訪者中心治療”誕生的日子。
羅傑斯演講時所批評的對象正是明尼蘇達大學的一些師生，反對傳統的心理療法和批判給與忠告的做法。有趣的是，羅傑斯所舉的例子中一位有問題的諮詢師，正是主持這場演講的主席。簡言之，羅傑斯來到了指導式治療的大本營，攻擊他們的理論，甚至以其領導者的案例為批判對象。這不得不讓人佩服羅傑斯的勇氣，甚至感歎羅傑斯的天真。
羅傑斯的這場演講反響相當強烈，他成了批評者與支持者爭論的中心。羅傑斯對這些騷動可能並未做好準備，但是他卻在這條路上越走越堅定。羅傑斯被人們成為是“温和的革命者”，也許，在他前往明尼蘇達州的路上，早就知道自己的手提包裏裝了一顆隨時可以引爆的炸彈。
1942年，羅傑斯完成了第二部着作《心理諮詢與心理治療：實踐中的新概念》，這是一本經典教材，論述了基本的治療議題、方法、治療關係以及治療過程的改變，書中介紹了非指導性和來訪者的術語，“來訪者”一詞也是在這本書中首次出現。由於這本書並不是為當時已經開設的課程所寫的教材，因此出版商非常懷疑這本書是否能賣出2000冊（這也就是一個保本的數量），當羅傑斯説到要換一家出版社時，這位出版商才決定賭一賭，結果這本書到1961年為止，一共賣出了7萬冊之餘。
除此之外，羅傑斯還做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貢獻，1940年，他在伯尼考夫納的協助下，首次以錄音的形式收集關於治療過程的資料，並對其進行研究。這些“現場的”和轉錄的碟片為治療過程、對來訪者的治療效果提高了即時信息，也為培訓和研究案例提供了即時的信息。要知道，以當時的技術水準來説，這並非一件易事，以每分鐘78轉的速度來錄製，這意味着必須同時使用兩部錄音機，且每三分鐘就必須更換一次唱片才行。
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五年，羅傑斯充滿激情，致力於各項創新的工作，並對學生愛護有加，他的個人名聲也漸漸提升。因此，他也得到了更大的回報，1945年，他應聘任教於芝加哥大學，除了教學之外，他還創辦了一個心理諮詢中心，羅傑斯的事業達到了一個巔峯時期。
1945-1957年，芝加哥大學
在羅傑斯的領導下，芝加哥大學心理諮詢中心聚集了一羣具有革新意識的同事和研究生，這裏很快成為非指導性治療發展的一個新的陣地。整個研究工作在前所未有的順利情況下進行，各項創新和改革的理念也猶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羅傑斯説，在芝加哥大學的那些年，是“我們對助人關係的基本觀點結出碩果的階段……這是一個研究假設與理論形成發展的階段”。
1951年，羅傑斯出版了第三本重要的着作《來訪者中心治療》，書中發展瞭如何將來訪者中心治療運用於遊戲治療、團體治療、行政管理、教學和培訓治療師。這本書也標誌着羅傑斯從“非指導性治療”過渡到了“來訪者中心治療”。在此階段，羅傑斯進一步強調了來訪者積極改變的潛能，並強調治療師的態度比技術更為重要。羅傑斯集中精力創造一種諮訪關係，使來訪者的自我實現與成長的潛力得以釋放。
1943-1957年，有關來訪者中心治療及其在兒童、團體、教育、工業和領導力領域中的研究論文大約有200篇。1954年，羅傑斯與羅莎琳達·戴蒙德將一些研究編着成輯，發表在《心理治療和人格改變》一書中。這些研究報告被羅傑斯成為“開拓性的冒險”，它們適當地支持了來訪者中心治療的理論假設。因羅傑斯在心理諮詢領域做出的科研貢獻，他和另兩位心理學家一起，於1956年獲得了美國心理學會頒發的首批傑出科學貢獻獎。羅傑斯認為這個獎項對他而言，有着難以磨滅的特殊貢獻。
1957年，羅傑斯信心十足地發表了《心理治療中人格改變的必要和充分條件》一文，闡述了他對心理治療關係的構想，這也是他多年思考的一個積澱。對於那些未認真做過研究的人來説，如此科學化地界定心理治療關係，實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議。
羅傑斯在芝加哥大學的心理諮詢中心，有着一羣熱心又專業的同事，但是，他還是決定前往自己的母校康斯威辛大學，這令他的同事相當吃驚和沮喪，這次羅傑斯本人也覺得渾身不自在。他給中心的工作人員寫了一封常常的信，試圖解釋他為何做出這樣的決定。
羅傑斯相信新的工作崗位可以使他有機會做出更大的貢獻。威斯康辛大學當時能夠提供機會，從事心理學和精神醫學兩項工作，可以同時指導心理治療師和精神科醫師。芝加哥的同事們知道羅傑斯的想法之後，有人感動不已，認為以羅傑斯在學術界的影響，必能做出一番成就，當然還是有人無法理解他的做法。於是，羅傑斯就這樣在眾人的祝福和不解中出發了。
1957-1963年，威斯康辛大學
1957年，羅傑斯和康斯威辛大學的新同事們開始了一個很有雄心的研究項目。他們想知道羅傑斯關於人格改變的必要和充分條件的假設，是否適用於嚴重錯亂的精神分裂症病人。然而，研究結果顯示，治療組與控制組並沒有顯着差異。羅傑斯後來描述道，這個計劃是他一生的專業生涯中，最感到痛心苦惱的一件事。
其他的事實也證明，羅傑斯來到威斯康辛大學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羅傑斯這裏的同事相處得並不愉快。他對心理系對研究生採取不斷考試，並利用他們害怕挫敗的心理，掌控整個部門行政的做法，深感不滿。後來，他離開了心理系，在精神醫學部門工作，不過，心中自此留下了無法抹滅的陰影。
1961年，羅傑斯出版了他第五本重要的着作《個人形成論》，這本書包含了他許多最為着名和最有影響的論文。他對心理治療、教育研究、科學哲學、人際關係、家庭生活、創造力和成長曆程，以及成為完整的人的最具煽動力的、機智的思考，都囊括在這本書中。此書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讀者，包括教育家、治療師、哲學家和藝術工作者，等等，致謝的信函如雪片般飛至。
羅傑斯原本寄望在康斯威辛能有一番作為，但沒能實現；而令他出乎意料的是，一本着作卻使他對世人的影響在瞬間遠遠超越了他的夢想。1963年，羅傑斯宣告辭去康斯威辛大學的教職。他已經不需要依靠傳統的研究環境了，對此他只會越來越感到受束縛。《個人形成論》一書的成功，使他有絕對的信心，跳脱機構提供的安全感，走向一條更具風險的研究之路。這年夏天，一位昔日的學生理查德·法森竭誠要求羅傑斯加入他與其他人新成立的“西方行為科學研究中心”，反覆考慮之後，羅傑斯決定前往拉荷亞的這個研究中心。他帶着他的《個人形成論》及其提供的動力，出發了。
1964-1987年，拉荷亞和人的研究中心
擺脱大學制度的自由生活，充滿着無窮的樂趣。羅傑斯來到美麗的拉荷亞，和海倫在海邊找到了一間美麗的房子，可以每天過着“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生活。來到拉荷亞是對的，羅傑斯感到自由自在，無論在個人還是專業領域，他都精力十足。1964年後，他投身於會心團體活動，併成為這一領域的領袖。《觀察》（Look）雜誌稱羅傑斯為“會心團體資深活動家”，這表明他的會心團體在普通大眾之中也產生了影響。
1968年，法森離開“西方行為科學研究中心”另謀高就，中心的行政方針有所改變，羅傑斯感到無法適應，不過，很快他就與其他同事一起建立了“人的研究中心”，這個中心到現在依然存在。羅傑斯的中心的職稱是“常駐代表”（這是他自己選的頭銜），一直到他過世還擁有着這個職位。這個中心成為他長達20年的工作基地，是他最後也是最佳的後援，使他的晚年得以充滿活力，積極地參與各項活動。
在羅傑斯的最後15年的時間裏，他對社會問題，尤其是和平問題越來越有興趣。自1974年起，羅傑斯和他的女兒娜塔莉以及幾位同事發起了一系列的大型團體工作坊，為期約在兩至三週，其目標是探索以人為中心治療如何運用於75至800人的團體，以建立最理想的社區。羅傑斯首次使用了“以人為中心”一詞來描繪這些工作坊（並在心理諮詢和治療之外的場合也越來越經常使用這一名詞），這些工作坊在後來的幾年在全世界各處都有開設。不過，這些無結構化的大型社區團體工作坊並不像預想的那樣順利，經常遭受挫折、爭論不休，相對沒有展現出多少治療價值。
1980年，羅傑斯出版了《一種存在的方式》一書，書中的論文代表了他在20世紀70年代思想發展的進程，闡述了他對未來世界的強烈的個人觀點。1986年，季刊《以人為中心評論》發刊，由羅傑斯擔任主編。當時，羅傑斯並不鼓勵開設以人為中心的培訓、組織機構或雜誌，擔心他的療法會僵化、教條，但他卻支持和歡迎這本雜誌，並在創刊號中寫道，它“可以使全球已經存在但還沒有被意識到的以人為中心網絡連接起來。《評論》可以作為一個載體，刊登新的觀點。創新的方法、有深度的評論、新的研究模式和整合的哲學與理論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在1985年年底，羅傑斯如願以償辦成了一件大事，在奧地利召開了名為“中美洲的挑戰”的跨國性研討會，與會代表分別來自17個不同的國家，個個皆是頗具影響力的人物，這次研討會的主題包括如何維護世界和平以及避免核武器衝突。但不幸的是，羅傑斯晚年無法繼續堅持他的這一承諾。1987年1月20日，羅傑斯摔了一跤，臀部骨折住進醫院，幾周後的2月4日，羅傑斯與世長辭了。當年，羅傑斯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可以説是實至名歸。
走向靈性的信仰之路
縱觀羅傑斯的一生，他早年想要成為一名農學家，後來改變志向，立志成為基督教牧師，然後又轉向心理學，成為一位舉世聞名的心理學家，並且是一位傑出的治療師和促進世界和平的工作者。在羅傑斯的心理學生涯中，他又輾轉經歷3所大學與2個研究中心，其過程崎嶇波折；在羅傑斯的心路歷程中，想必也有着同樣的波瀾曲折。
羅傑斯的家庭有着濃厚的宗教氣息，其父母都是虔誠和狂熱的宗教信仰者，羅傑斯也必深受影響（這種影響是複雜的）。直到中國之行，我們在他的信件和日記中，可以看到他對自己先前的宗教觀點產生了質疑，併發生了轉變。後來，羅傑斯身為一名心理學家和治療師，深信人類具有獨立的思想，具有自我實現的潛能；只要獲得環境的支持，人人都會向善成長。這與基督教和他的家人認為“人性本惡、相信原罪”的看法是相悖的。
但是，在羅傑斯斷然拒絕基督教的信仰及排除任何制度的宗教活動之時，他的內心承受了嚴重的創傷，傷痕深刻而復原又很緩慢，直到晚年才又重拾靈性的生命。1979年，海倫的過世引發了他對那看不見的世界的探索興趣。他説：“它們都是我對個體人類精神存在的可能性持更加開放的態度，而這些是我以前根本不可能接受的。”羅傑斯再一次開始思考人類死亡之後的生命，並增加了研究東方宗教的興趣。在1986年，羅傑斯去世的前一年，他在最後一篇關於治療的論文中寫道：“我明白整件事情的過程充滿着神祕色彩，事實上，每個人一生的經歷中，無不充斥這許多超自然的現象和一些難以用常理解釋的時事情。跟大部分人一樣，我不得不相信從前我是低估了靈性的重要性。”
羅傑斯在芝加哥大學心理諮詢中心的同事伊麗莎白·雪莉，在談及她對來訪者中心療法尚未周全之處時説道：“我寧可希望它對人的靈性方面有更多的關注……從事心理治療弱視未能就靈性層面切入，而想要有效果，根本就是空談……問題就處在羅傑斯身上……在羅傑斯面前談宗教信仰是犯忌諱的……但事實上，他整個研究工作仍受到他基督徒背景很深的影響，我一直認為若是沒有這樣的背景，他一生的事業不可能有此偉大的成就。”
其實，宗教信仰的形成不全在於人們缺乏安全感，還在於人們需要一些高於自身的存在，以此來支撐自己從事一切事務的意義。信仰宗教，關鍵在於建立個人化的“上帝”形象，而不需要任何形式化的教條。